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保障农民租佃权的同时保证地主土地权利,获得了最广大农民和地主对抗战的支持。但是,减租减息在边区不同区域的实施并非统一模式。这一土地政策的成功在于边区各区域在减租减息政策的背景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具体土地问题解决方案,呈现既有整体性又照顾不同区域特殊性的样式。正是由于差异化的土地政策,为边区政府赢得人民的支持,发展生产和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地理分区而言,陕甘宁边区辖有延属、绥德、三边、关中、陇东五个分区31个县区,历史原因导致各分区各区县土地政策的实施存在特殊性。各分区在减租减息背景下有各自的实施具体性和实施效果,本文从土地政策分区研究的角度,以关中和绥德分区为例,探索了关中和绥德分区的土地政策在实施中的特征及效果。关中和绥德分区的历史背景不同,土地情况不同,减租减息实施状况和效果也不同。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既有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也有未分配过土地的地区。在分区内已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重在保护农民地权,要查佃,保障土地革命成果,同时对逃亡地主的分地要求予以适当满足。对于分区内未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在不改变原有土地所有关系基础上,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佃权,同时地主利益也得到保障。但两分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土地政策的实施又表现为分区特殊性:绥德分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下,1940年方得到解放,故反共遗毒较深,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实施效果差。虽然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减租减息的实施,但农民长期处于地主剥削下,随着减租减息政策的颁布,斗争地主的决心对分区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分区政府通过充分发动农民,有组织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且制定并不断修正分区减租减息条例,灵活解决分区内不同土地占有关系下发生的土地纠纷,所以到1943年减租减息在绥德分区内已得到较普遍和彻底的实施;关中苏区是中共最早设立的特区,虽中途撤销但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已大部分被收回,关中分区成立。而且在关中分区内进行减租减息政策前,土地政策已进行过几次小部分改革,不再过分强调斗争地主阶级,客观上为减租减息政策在分区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但是关中分区地主多在友区,在减租减息政策颁布后,农民必须交租的情况使分区群众错误认为减租实际上是加租,而且干部对政策未有充分的理解,分区法令也未得到及时有针对性和具体的制定,使得关中分区减租减息运动发动较迟,普遍程度也不及绥德分区。通过两分区政策实施背景的优势对比,关中较绥德分区具有政治优势,但减租减息效果同期内不及绥德分区,主要是由于两分区土地政策在具体内容制定、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解决办法存在差异,从而给我们理解边区减租减息在抗战时期发挥巨大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充分发挥减租减息的作用,必须充分动员分区群众并调动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保障地主利益并维护边区政权的稳定、促进分（边）区土地立法的完备并实现政权依法治理、提高干部对政策的理解并贯彻党的有效领导。差异化土地政策的实施效果给我们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以启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依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