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的“力”关键词,学界虽经常使用却并未形成清晰而完整的认知,故给人既熟悉又陌生之感。“力”的语义生成肇端于远古,由“神力”而“人力”,继之由诗教之“力”而批评之“力”。先秦诸子对“力”的意义建构和多元阐释,为“力”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先秦儒家将与“仁”“德”相合的“力”融入自身思想体系,强调诗教之“力”的讽谏教化功用。两汉经学的产生与发展,使诗教之“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魏晋以降,经学式微,文学自觉,使“力”逐渐挣脱“仁”“德”束缚,从诗教之“力”转变为文学批评之“力”,完成“力”的语义转换并具备“纠文学之偏”的重要功能。“力”的语义生成及批评实践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层面依次展开。“力”最初为象形字,“象原始农具之耒形”,并引申为人或动物的力量。而后,“力”的含义分为两支,一支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概念,借以表示能力或威力;一支则成为物理学上的概念,并逐渐发展出力学这门学科。由于“力”在多个领域中的使用,无法为其做一个精确的完整的定义,但正是因其多义性与广泛使用,“力”才拥有介入文学批评的机会与可能。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力”,超越人力,是能量巨大的“神力”,其内涵为锲而不舍的毅力与永不妥协、永不认输的坚持,体现了“力”的阳刚特质。时代的发展使“神力”变为“人力”,作为上古神话中的怪兽和扰乱社稷的恶人,“梼杌”的意义偏向逐渐改变,“怪兽”意义消失,“恶人”意义不断彰显,展现了“暴力”如何消解神性,逐渐走向世俗化的过程。当“记恶惩戒”无法发挥效力时,如何遏制“暴力”,便成为先秦诸子的重要话题。老子强调“柔弱胜刚强”,视“阴柔”为“力”之质,从而开拓出“力”的新的意义空间及语义内涵。老子尚柔止暴,开启了崇尚阴柔美的传统。庄子建构起“反对暴力”、“善用巧力”和“崇尚道力”的语义体系,指出“力”与齐万物、齐生死相同,是实现“道”的方法和路径,是消解世人焦虑的精神灵药。先秦道家的“力”论,为“力”介入文学批评提供了路径和可能。先秦儒家强调“德治”的重要,使“力”与“仁”深度融合。“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不语力”后面是“不语何力”,“不语何力”后面是“论何力”。沿着这一逻辑线索,可以发现孔子崇尚与“仁”“义”相合的力,使天下得到治理、百姓从中受惠的力,反对与“德”相悖的暴力、蛮力。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荀子的“明道”“宗经”“征圣”,都是对文学诗教之“力”的弘扬,体现了“力”与“仁”在文学领域的深度结合。墨、法两家是“尚力”的代表,墨子认为“力在民”而韩非强调“力在君”。墨子给出“力”在物理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概念,将“力”视为自身思想的核心。韩非认为“尚力”是君主的选择和时代的必然,是巩固统治的不二利器。尽管墨、法两家对文学之“力”着墨甚少,但二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对“力”的阐释,为“力”介入文学批评提供了思想和理论资源。汉代经学的繁盛,使诗教之“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和充分的语义阐释,从而为诗教之“力”向文学批评之“力”的转化作了铺垫。魏晋之后,随着经学的僵化与衰落,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面对功利性文学向非功利性文学的转变,文学语境下的“力”也随之做出改变。沿着人物品评——书法品评——文学批评的路径,“力”以一种新的方式介入文学,不再是“仁”“德”的附庸,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学批评概念。魏晋时期,“力”作为文学理论术语,大量用之于批评实践,刘勰的“风骨”说、钟嵘的“干之以风力”,都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内容。唐宋时期,“力”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对“风骨说”的发散与再阐释,抑或是“力”单独使用来表示“劲健”的文学风格,都显示出“力”在文学批评中具有的广阔阐释空间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清代,“力”不断延展,诗歌、散文、小说理论中均可发现“力”的身影。“力”的拯救文学时弊之功用,也获得文论家的广泛认可。探索“力”关键词的语义生成及批评实践,将人们对“力”的日常熟悉上升到学理的高度,从而消弥人们对“力”的学术陌生,从而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及文论关键词,拓宽其视域,创新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