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艾芜完成了南行系列小说,甫一登场就以清新自然的风格、飘逸自由的品格惊艳了世人。他怀揣着独一无二的南行经历,将瑰丽神秘的边陲风光、原始强悍的边地人民搬上了文学的殿堂。艾芜他笔下的南方世界并不是一个温柔的幻想之地,也不是一个令人安慰的乌托邦,而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江湖,边地人民具有强悍的生命原始强力、渴望摆脱压制向往光明的本能渴望,这种紧紧拥抱苦难生活的生命欲望正是艾芜之于30年代中国现实开出的一剂药方。艾芜南行小说的叙述对象可以分成“物之南”、“人之南”,即南国边陲的景色分类及底层人物谱系,“物之南”既清新诗意又奇崛凶险,艾芜塑造的大自然有时恬静温柔,披上了诗情画意的面纱,有时狞厉荒芜,呈现出冷清、阴郁的氛围。艾芜南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分为三类,一是各行各业自食其力的下层劳动人民,在穷山恶水的现实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双手成为生活的“强人”;二是滇缅边境和南洋地区殖民地区的施害者和受害者,从中可洞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殖民者种种劣迹和殖民地人民被挤压的生存境况;三是自由自在逍遥于天地的漂泊者,这类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快活的人是艾芜侧重描述的,也深深镌刻着他自身的印记。艾芜创作南行小说是基于童年生活的印刻、时代精神的感召、巴蜀之地的濡染之上的。艾芜自小就十分向往神秘的远方,从小爱听故事,这是其选择南行并进行系列创作的内在动因。五四精神的熏陶,平等、自由、民主等新思想极大地强化了艾芜身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于是艾芜会关注南行中底层人民艰难的生存处境,他对于小人物生存哀痛的执着展示及对于建构理想家园的愿望描述,是时代精神的文学产物,艾芜的南行及附着其上的小说创作,是五四精神的催生物。生长在“文化边缘”的巴蜀之地的艾芜特立独行,这就注定了其笔下人物个性发展的无所羁绊,“脱序人”的叙事母题及移民传统也深深影响了艾芜的南行小说创作。艾芜执着于将他自己体验的南方生活,用文学的形式进行着有意味的表达,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风景,也彰显出艾芜小说创作的价值。艾芜发现了南方世界里底层人物蓬勃昂扬的生命力,讴歌了他们不屈而又酣畅淋漓的生命状态,他欣赏健康的体魄更偏爱他们顽强的生命活力,艾芜试图将这种生命活力,通过南行小说传达给靡弱的国人,以此唤起国人的活力。艾芜由个人推及国家,借用南行小说建构理想的空间,他在健康的人性之上又憧憬着国族的壮大,塑造了一个善恶不能完全对立、黑白无法彻底厘清、永远燃烧着生存热望的江湖世界,为我们重塑国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参照标准。艾芜的南行小说突破了固有的文学书写谱系,他用小说回应了现实中国,也想象了现代中国,他的南行小说不仅是边境风景的忠实记录,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和民族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