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提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如果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关注道德情感教育,就有必要也有可能提出一个概念,用它来表述乐感文化之“乐”在主体道德意识中的体现。因此我们提出了“乐感”这一概念,将它界定为: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属于道德感的愉悦感。乐感具有五个方面的内涵,即文化传统、个体心理、心理定势、道德感、愉悦感。在中国乐感文化中,乐感是道德感的重心。“以行德为乐”的情感态度,是中国人对待道德行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感态度之一。所谓“涵养乐感”是指在育德过程中关注乐感、培育乐感,使人或见闻、或躬行,每当意识到德,即能感受到乐。换言之,就是培养“以行德为乐”的情感态度。李泽厚先生的《美学三书》、《论语今读》等著作,展现出一种以美育促德育的教育思想,先生称其为“以美储善”。涵养乐感和以美储善都主张培养“以行德为乐”的情感态度,但是二者在具体的过程和方法上存在差别,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待、体认、发挥“德性”(即内在的先天道德性)。在修养方法上,由孟子、荀子肇始,“养性”(反省内求)与“养情”(情感熏染)的分歧几乎贯穿了整个儒学史。李泽厚先生的“以美储善”说完全抛开了儒家道统所推崇的“性理”,显然倾向于以荀子、董仲舒、扬雄为代表的外王派所倡导的“养情”。先生后来提出“情本体”、“主体间性”,似乎意在尝试将宋明理学关于心性的建树改造并转移到“文化使情感人化”中去。虽则如此,李泽厚先生对于儒学史上以思孟程朱为代表的道统所倡导的许多修养方法都没有予以采纳。回顾儒家关于涵养乐感的各种教育实践时,会发现思孟程朱的一些修养方法十分有助于培养“以行德为乐”的情感态度,其中有些重要的修养方法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在现代德育中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主张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将“养性”与“养情”结合起来,先借助情感熏染令人热衷于道德,再通过反省内求提升心灵境界。这样做实际上只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孟子所讲的“揠苗助长”。各种情感熏染在孟子看来都属“助情邀福”(清代焦循语),但是孟子以揠苗助长批判情感熏染毕竟语焉不详,如果回顾孔子的教育实践,就发现孔子恰是将“养性”与“养情”兼顾并用。“以行德为乐”有境界上的区别,即好之与乐之。喜好道德,对行德怀有热忱,便是好之;超越道德,将行德体验为作乐,便是乐之。换言之,好之即自觉、自愿、自勉;乐之即自得、自由、自然。虽然境界上存在着差别,好之者与乐之者皆属自成,故而都能够“以行德为乐”。孔子肇始,既牢牢抓住好之,又念念不忘乐之,遂成为儒家德育的一项整体特征。乐之是一种境界,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划分为“天地之乐”与“人伦之乐”两个方面。天地之乐存乎天人之际,其对象是天、道、礼、德等,为心灵超越之乐;人伦之乐系于人我之际,其对象是父母、兄弟、妻子、友人等,为天然情感之乐。天地之乐是从“克己复礼为仁”中来,人伦之乐则是从“仁者爱人”中来。天地之乐在于从容和顺、参赞天地,人伦之乐在于亲亲爱人、喜怒哀乐。此二者当中,天地之乐十分高远,不适于普通的现代学校教育,而人伦之乐浅近平实,完全可以纳入现代学校德育的教育目标。宋儒将颜回视为好之者的杰出代表,朱熹尤其提倡“学颜子”。其实颜回的德行登堂入室,现代学校德育恐怕难以企及,倒不如“学子路”来得切近。通过“寻子路乐处,所乐何事”可以发现“行贤自贤”、“好善恶恶”、“择善固执”、“亲亲爱人”便是好之境界的基本内容,而这也就是“以行德为乐”的基本要求。子路之贤德全在于“择善而固执之”,因而孔子主要从音乐、认知两个方面给予敦促,习音乐有益于中正平和,知德性有助于下学上达,二者正是子路最为欠缺的。儒家所创立的修养方法之中,有许多方法直接有助于“以行德为乐”,比如诗教、尚志、知性、改过;还有许多方法则能够起到间接作用,比如居敬、明耻、寡欲。对这些育德方法很值得现代学校德育学习、借鉴,故而有必要对它们加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