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关系到劳资关系的和谐和中国社会的稳定。相较于其父辈,新生代农民工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其突出特征为“三高一低”即教育程度高、职业预期高、物质和精神追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验证这一认知,笔者对温州乐清六百多名农民工开展了问卷调查,并对农民工个体、相关组织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近百次访谈,以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机制做出解释分析。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认知——“三高一低”基本准确,但他们定居城市的意愿并不强烈。研究分析表明,农民工意愿受到个人、外部和个人与外部的互动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满意度不高,新的社会网络难以建立,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其市民化意愿的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满意度和社会关系的判断主要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工资、住房、社保、教育等基本政策决定了农民工的大致生存状态和选择空间。现实情境下,大多地方政府公共政策供给不足,以致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空间缺失,难以做出有效选择,甚至原有的需求意愿被掩盖或者扭曲,进而形成了“流动的个人、停滞的社会”。为使农民工的真实意愿得以表达和实现,在制度安排上需要引入蒂伯特机制,使地方政府有满足外来人口需求,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