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中，“身体写作”被认为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方向。但90年代后期所谓“美女作家”的出现，标志着女性的身体写作出现了商业化的危机，非但不能对父权制文化构成抵抗，反而成为父权制社会的消费品。本论文通过对中西身体写作的比较研究发现：9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乃是从本土经验和诗学传统出发，误读并改写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在西方身体写作理论中，女性身体的出场并非充当文学描写的对象，而是通过身体冲动进行诗性的文本实践，从而颠覆以语言为载体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而在中国身体写作中，女性身体是被文学再现的对象，这使得女性的身体叙事具有被男性欲望窥视的危险。而这也是90年代身体写作被商业文化所利用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女性快感的质态上，西方理论中的女性身体快感并非单纯的生理快感，而是被赋予了文化的意味，是女性奉献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表征；而中国女性作家的快感想象则更多体现了自恋和自虐的内容，对生理快感的依赖只能加剧女性和社会的分离，以及女性主体性的丧失。反思90年代文学批评对身体写作的命名，本文认为，在误读的基础上，90年代文学批评忽视了西方身体写作理论中的乌托邦倾向，强调了此一理论作为一种女性解放策略的普适性，同时也遮蔽了女性写作屈从于当下消费文化的真相。本文深入剖析了这一身体写作的困境，并揭示90年代文学批评的失误，一方面出自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误读，另一方面亦与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中的身体崇拜的特定文化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