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课收入一直在清朝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为清初的经济恢复和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盐业经济经过短暂的恢复期后，康熙至乾隆中期年间，社会稳定，吏治清明，朝廷对盐商采取优恤政策，实行减课免课，使盐商能够在短时期内积聚雄厚资本，盐业经济发展至最为繁盛时期，国家、商人在这一时期获利颇多。从乾隆中期开始，盐业陋规频现，浮费增加，国家为了满足自身财政支出，不断加引加课；各级官员视盐政为肥差，官员层层盘剥盐商，使盐商资本被搜刮、流失，其中所包含的盐业利润不断消耗，再加上“银贵钱贱”现象愈演愈烈，盐商利润甚至盐商资本都在萎缩，盐商遭受沉重的打击，直至衰落。清承明制，实行专商引岸制，其实质表现形式是官督商销。国家垄断盐业的产、运、销，盐商在国家的监督下，完成食盐的纳课、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国家掌握盐价、盐课的制定权，商人不得擅自定价、加价，商人在国家的律令框架内完成食盐的整个系统工作。因此，盐商的利润取决于国家对盐价和盐课制定的高低和规定的利润水平。国家的盐课、盐利获得也取决于商人的销引完成情况，所以国家与盐商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一方面国家需要稳定盐商群体，完成食盐的系统工作，保证国家的盐课收入；另一方面在抑商政策下抑制商人的发展，对商人征收重课杂税。因为盐商的逐利性，其必定会在食盐的销售环节将朝廷征税压力转嫁于平民身上，导致平民不堪重负，坚忍淡食，因此私盐趁虚而入，分享盐利收入；官盐销售积滞，国家赋税减少。但是在清中期吏治混乱时期，朝廷为了弥补财政收入，扩大盐利收入，只能从增加盐课着手，因此导致了阶级矛盾激化，盐商资本衰落，迫使朝廷不得不在道光年间进行盐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