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媒介大亨,他曾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他同时也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后代,童年在中国度过,这促使他日后格外关注中国。其中,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相对多的报道,他支持中国抗战立场的报道对中国抗战胜利起到了有力的宣传作用。同时,他对国共两党的报道存在明显的倾向性,因为他从不承认新闻的客观性,卢斯对待国共两大党的态度成为后人对其评价的重要内容。本文对卢斯的《时代》周刊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将他的报道分为三阶段,即亲蒋反共、对国民党坚持正面报道,对共产党较少负面报道和对国民党弊端的熟视无睹及反共到底。从报道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明显的倾向性,不全面、不平衡。这期间他与白修德在有关中国报道上的分歧成为表明其倾向性的典型事例。这种倾向性的产生与其价值观、他的“美国世纪”理想以及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密不可分,影响着他对国共两党的报道方向。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本文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时期卢斯对华报道的倾向性是当今美国甚至是西方媒体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历史雏形;卢斯对华报道倾向性原因的产生显示了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如何处理跨文化的交流,这是当今国际传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