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受贿罪的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细化、日渐虚置的变化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在德国或日本刑法中,并未被规定为受贿罪的成立要件。在美国及英国刑法中,受贿罪的成立也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存在为必要条件。解释论层面的主客观之争,涉及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属性问题,争论焦点在于如何合理解释利益要件。立法论层面的存废论分歧,涉及利益要件规定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虽然有部分学者提出保留意见,但总体而言,取消说的观点在理论界已经形成了一定共识。我国对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采取一种立法保留,司法扩张的态度。目前理论学说在解释力上存在不足,在处理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时总会有不协调,不妥当之处。司法解释虽然能够应对具体的实务难题,但所采用的实用主义方法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并非解决问题的合理路径。面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解释困境,从立法层面寻求更为合理的解决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现实必要。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借鉴域外刑法规定,考察受贿犯罪法益,从立法上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