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英国对茶叶的渴求将华茶外贸推向一个高峰。浙江、两湖、福建等地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向欧美世界输送时,清代普洱茶仍以西藏为主要销售市场。此时以易武和倚邦为首的茶叶产地,正为王朝不断提供贡茶,为云南政府提供可观的税收。商号的出现,使得土司管辖下的茶叶经济生活有了新的群体,且这股势力最终成为思普地区茶叶经济,甚至是边政建设的重要部分。清末,在当地民族动乱、地方剥削、瘟疫肆行的多重冲击下,茶叶的制作与集散中心从思茅转移到了佛海。民国初年,柯树勋对思普地区进行政治改革,同时云南省政府大力发展茶业,采取多种措施扶持茶叶经济,以振兴实业,增加税收,增进福祉。佛海茶业的崛起为当地带去了汉族技工与商人,培养了少数民族工人,带动了部分少数民族商号。在佛海近代化的步伐中,商号逐渐林立,商人与土司头人、茶农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商人群体进一步带动了佛海经济建设。思普地区天然不利于鸦片种植的优势,客观上使得茶叶生产有效地存续下去。然而茶叶成为了部分少数民族换取鸦片的经济作物。20世纪40年代,思普进入茶叶统制时代。云南中茶公司建立佛海茶厂与佛海服务社,为边地茶叶经济与边政建设服务。佛海茶厂为茶叶生产做出各种努力,促使边区人群进一步交流融合。由于地方大商人的势力对统制的抵触,服务社的边政任务难以推进。在服务社第四次理事会会议前后,这些矛盾从彭克麟与范和钧两人的文书辩论中彻底暴露出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佛海地区茶叶一直在艰难中维持。日军对东南亚的入侵,迫使中茶公司佛海地区业务停摆,佛海茶叶统制就此中止,而民国年间佛海的茶业由此衰退。本研究认为,由于清末民初思普地区政治制度改革,土司、商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力量发生了转化。在茶叶的引导下,几方势力在茶业发展中继续相互牵连,并深入影响到茶业与边政发展。最后,20世纪40年代,中茶公司引入外省茶工进入思普地区,他们成为一批“新式移民”。每个时期进入思普的汉族移民都有自身的特点,并且持续影响思普茶业与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