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措施在运行实践中对公民权利极易造成不同程度的侵害,应受到严格的监督,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之共识。而我国目前还未建立起十分有效的技术侦查监督机制。借鉴域外经验我们发现,技术侦查报告制度作为一种事后监督机制,可以反映技术侦查的运行情况和适用效果,能有效加强监督。因此,技术侦查报告制度在我国应被推行。为此应该先对域外经验有一定的了解,再在扫清我国构建技术侦查报告制度立法障碍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构建。具体来说,在我国可以设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人大”“法院—人大”“政府—人大”四种报告模式;内容上应选取能反映技术侦查运行情况和适用效果的事项进行报告。除此以外,检察院的报告应涵盖侦查机关为其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的概况和出现的问题,法院的报告应涵盖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的审结情况等;报告宜采用定期报告为主,不定期报告为辅的形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定期报告采取月度报告模式,其余三种模式采度年度报告模式;为了减少数据流通带来的损失,建议由侦查机关设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收集;如果报告文本中有涉密信息,应对其进行剔除或脱密;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报告文本需要经过人大审议后方能上网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