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文学思想、科场文化等多方面的背景，分体式探讨了中晚唐赋的发展历程，力求从纵、横两个方面勾勒出中晚唐赋的创作成就，进而确定这一个时期的赋文学在整个赋史上的位置。 相对于唐代前期，在中晚唐时代，由于个人经历的坎坷不平和整个社会思潮的发生变化，人们对屈宋、扬雄大都持肯定的评价，同时，古文家们提倡“不平则鸣”、“以文为戏”。到晚唐时代，又出现注重辞赋讽谏功能和注重声律辞藻两种创作观，这些都是中晚唐辞赋创作的思想基础。 骚体赋是中晚唐辞赋创作中一个取得巨大成就的体式。贞元、元和时期是唐代骚体赋创作的黄金时代，作品既多且好。骚体长于抒情，作家们除了继承传统的题材如悼亡、抒发贤人失志的不平等，还以骚体议论国是，或抒发因科举或仕宦而远离亲人、家乡的愁苦之情。中唐的骚体赋在情感表述方式及语言运用方面很好地继承了屈骚，同时又有所创新，议论说理的表达方式出现在以抒情为本的骚体赋中。另外，在语言的表述方式上或散或骈，不拘一格。 当然，唐代骚体赋的杰出作家首推柳宗元。由于自身遭遇与屈原极其相似，柳宗元对屈子其人其文都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的作品中有浓郁的感情抒发和高尚的情操表白：忠而被谤的怨愤、贬斥远地久不得迁的悲愁、指斥奸佞宵小、谨守“大中”之道，总之，在怨愤、愁苦之中又流露出谨守理想的坚强。柳宗元的作品在表达方式上对屈骚在继承中又有创新，语言上楚风楚韵十足，对楚辞比兴手法有所发展，句式灵活多变，情感表达回环往复，深得屈骚神韵，而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强烈程度则超过了屈骚。晚唐作家不仅以骚体抒情，且用以指斥社会上的不平现象，同时晚唐人重视塑造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这是晚唐骚体赋的突出特点。不过总的来说，晚唐骚体赋的成就已经大不如前了。 文体赋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辞赋创作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议论和句式的散化是文赋之“文”得名的主要原因，所以本文注重从这两个方面对文赋进行探讨。文赋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古文家们恶骄重散，重视赋的讽谏功能，大量使用议论手法，推崇秦汉散文，加之当时文学创作中破体为文的风气也非常盛行，这是文赋产生的思想基础;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对文赋也起到了催生的作用，陆蛰骄文、律赋以及当时咏史怀古的诗歌，对文赋的产生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文赋的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同前代不同的是，在中晚唐赋作中，议论说理达到了普遍的状态;晚唐文赋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杜牧《阿房宫赋》铺陈排比，尚不失赋体的特征，而陆龟蒙的某些作品，散体化程度非常严重，破体的现象时有出现，议论的使用有时也脱离了形象描写。这些都为宋代文赋的议论、散化、破体的特点打下了基础。 大赋在这时也出现了几篇值得注目的作品，李庚《两都赋》和卢肇《海潮赋》是其中最出色的两篇。前者在前代都邑赋己经做出显著成绩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从政治教化的角度落笔，不刻意铺陈宏词丽藻，而注重大赋的讽谏功能，这使其作品和班固、张衡等人之作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则以大赋写科技内容，拓宽了赋的功用，对后代的辞赋创作及对海潮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类赋之文的创作在中晚唐也形成了高潮，类赋之文从文体上看，有解、论、祝文等，不拘一格;从结构上看，对问体占了绝大部分;从内容上看，多发泄内心的牢骚不平，当然也有其它的内容。这时最有成就、数量也最多的是借鉴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和《逐贫赋》那一类作品，作家们滑稽为文，纷纷采用正话反说、明抑实扬的手法以发泄不平之气，当然这些作品并非刻板地模拟，而是多多少少各有创造，就中又以韩愈之作最为突出。 相对其它几种赋体而言，中晚唐的骄赋创作显得比较沉闷，没有太大的发展。受古文运动的影响，中唐骄赋有说理之作，散句也大量出现在作品中;晚唐骄赋相对稍好，其中李德裕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化特点，他不追求工对，任意行文，注重议论。陆龟蒙之作则是典型的骄体，其作品用典繁多，对仗工稳，句式灵活多变，竭力追求新颖尖巧。 律赋是这一时期数量最多的体式，其体制分为头、项、腹、尾四部分，其中“头”又分破题和承题，破题或仅点出题中之字，或点出题中之意，破题之后是承题，承接前文之意予以进一步阐述;“项”则推原题意，追溯其所从来;“腹”须作更深入地阐述，同时十分强调各段之间意义上的逻辑安排;“尾”则歌功颂德，或总结教训，或表达被识用的愿望。这种写法从内容上看呈现出鲜明的逻辑性，对培养作家们“言之成序”的写作方法有很大的帮助。具体写法上，唐代律赋重视切题，追求华丽和描写的细腻。 中唐和晚唐的律赋创作有很大的差别:中唐勃附于科举，作品典雅、庄重，晚唐则脱离了科举制度的束缚，以律赋抒情言志。本文从题材的选取以及遣词造句的特点方面分析了中唐律赋雅正形成的原因，以为中唐的作品多选取经史特别是儒家经典中的内容作为题材，有大量写朝廷典礼制度的内容，在遣词造句上则常取法于秦汉间文章，包括史汉、诸子特别是儒家经典，形成了中唐律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