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类似“公共品供给”、“村庄民主化治理”等这些显性问题的背后，潜藏着一些较少为人关注、但事关改革全局的“小、”问题，比如乡村组织的债务问题。我国的村级债务问题一直是阻碍着农村社会发展的“拦路虎”，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开始对乡村两级不良债务进行统计清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乡村债务研究的文献不断涌现出来。但实际的治理效果并不明显，近期的文献资料普遍显示，大部分地区村级债务出现了旧债未清又添新债的情况，债务规模呈现上升趋势。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村级债务问题的探讨都局限于“就债务论债务”，大多数研究从债务绝对规模的角度展开，从政治体制等方面对村级债务问题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少，使得人们对村级债务的认知仍处于思辨阶段，缺少明确的论据及结论。村级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村级债务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在经过政府部门的关注并采取了相应治理措施后，新时期的村级债务与20年前的村级债务在产生原因、债务结构等方面已是截然不同。新时期的村级债务规模庞大，如何看待、判断隐藏于其中的风险？如何完善相应的治理对策？这些正是本文所关注和要进行讨论的主要内容。　　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在江苏省S县、B县进行调研、访谈，以期能够对村级债务问题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新时期村级债务的新特征。笔者将样本村世纪初的村级债务状况与新时期村级债务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债务规模、债务用途结构、债务来源、债务期限等方面展开，通过分析发现新时期村级债务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从总体上来说，债务规模庞大，依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债务增长幅度相对于世纪初有所放缓，债务形势依然严峻;在债务用途结构方面，世纪初的村级债务主要集中在兴办集体企业、公益事业建设、税费上缴三个方面，而新时期的村级债务用途单一化，以兴办公益事业为主体，这说明上级政府在新时期村级债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债务来源方面，新时期村级债务来源无息债务中的单位借款占比有所提高，这主要是来自于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中村级组织拖欠工程队的工程款，工程款项的拖欠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村级债务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占比下降，这主要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逐步退出农村市场，更加不利于村级组织经济发展;在债务期限方面，新时期村级债务中3年以上的长期债务占比有所提升，由此对村级债务所带来的压力更大。　　二.村级债务风险识别判断。本文通过借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并将理论与我国农村实际相结合，构建了包括债务负担率、债务清偿率等12个指标在内的村级债务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并选取了可以将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的因子分析法构建村级债务风险识别模型，从而避免了人为将指标分组所产生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新时期S县、B县的村级债务风险进行判断，探讨当前村级债务风险状况、变化趋势及主导因素。　　三.公共品供给对村级债务风险的影响。由前文分析可知，公共品供给是村级债务风险产生的主导因素，要解决村级债务问题，弱化村级债务风险就需要从公共品供给的角度入手。因此，本文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探讨公共品供给对村级债务风险的影响，发现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上级政府的强制系数、补助强度、村级组织的公共品供给债务收入比、村民的参与度以及村总人口数都对村级债务风险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村级组织的审计通过率、村民的满意度对村级债务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不显著影响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当前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　　综上所述，根据当前我国农村村级债务的新特征，以及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弱化村级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开源节流”地改善村级债务状况，加强村级债务风险预警体系构建，优化上级政府对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加强对于村级组织行为决策的监督，提高村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