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49年间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发生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际,中国数千年传统的链条发生断裂,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突如其来的西方工业文明强制打乱,而新的社会结构、机制、观念尚未形成,整个社会处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碰撞和动荡中。在这风云巨变的大背景下,地处西北一隅的青海藏族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到现代化因素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之中,成为当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潮流中的一部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转型的理论,从外部刺激与自我应对的角度,考察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青海藏族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变革情况,试图探讨现代化因素与民族地区相结合的具体情况,进而分析其内在的缘由和历史影响,总结其中的是非得失,以期借鉴于当前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对有关青海藏族社会已有研究成果及基本资料做了回顾,关于这一课题前人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就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本文所依赖的学术平台,但是仍有一定地研究空间。此外,对本文的相关研究要素做了简要界定与说明,同时对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分期和在不同地区的差序性特点做了介绍。第二部分对研究的对象做了铺垫性的概述,首先介绍了青海藏族社会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青海藏族聚居区的形成与演变两个问题,认为青海藏族及其部落制度大致形成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推行“吐蕃化”政策下的多民族整合过程,宋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新兴民族,后来在元明清边政治理中逐渐清晰、明朗,进而形成了固定的分布格局。最后对1840年前后的青海藏族社会做了概述,集中表现为政治体制上的多元性;经济类型及社会文化上的复杂性;东、西部藏族社会的差异性,而这一社会特质也直接影响到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发展。第三部分集中探讨了近代以来青海藏族社会经济领域内的一系列变革情况。晚清随着国门洞开,洋行与国际市场进入青海畜产品市场,在这一外源性经济动力的刺激下,原已活跃在民间的商业贸易骤然升温,各路商人拥资入青从事皮毛贸易。于是出现了以“西宁毛”为代表的畜产品的大量商品化、市场化,成为当时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和亮点区域经济。它不仅有力地拉动了农牧经济的发展,还整合了青海藏族的诸多经济生活。但是由于自身并未达到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到民国后期又受马氏官办资本的垄断和统制政策的压力,活跃一时的藏边贸易未能得到持续性发展。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近代以来青海藏族社会在政治体制上的变迁情况。青海远离京沪等中国核心地带,受清末新政的影响并不大,青海的政治领域的现代变革主要集中在民国年间。民国政府建立以后,逐步在各地方推行统一的行政建制,确立中央权威。在这一背景下,青海藏族社会也出现了剧烈地行政改制,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文化传统,青海藏族社会历史上遗留的“双轨”体制在近代改制中异常困难。由于东部藏族在不断地“流变”趋势中原有土司势力日益削弱,部落认同趋于淡化,在新旧权力交替中较平稳过渡,到1931年正式废除了延续百年的土司制度。而西部由于旧有势力的强大和军阀政府的劣政,使得近代时期新旧两套政治体系的冲突与对抗在藏区最后演化成大面积的民族矛盾,镇压与反镇压代替政治转型成了近代以来藏族社会最大的政治主线。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近代以来青海藏族社会在教育领域的变革。不管是明清以来的儒学还是近代的新式学堂,对藏族社会的影响都是侧面的,长期以来寺院教育成为藏族社会唯一而正规的教育机构。民国以来中央政府为“开启民智”、“训练边才”,在边疆民族地区积极推行现代民族教育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青海藏族社会也开始了初级小学教育、高级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类型,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思想进步人士和寺院僧人办的私人学校和寺院学校,开启了文化教育的初步转型阶段。多元化教育类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单一的教育体制、培养了部分复合型时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解放了思想、拓展了视域。但是,教育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也决定了教育的发展程度。当时藏族经济基础的滞后、军阀政府的高压下,藏族教育的发展也同样出现浅表性特点。最后一部分是余论,通过对本研究的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青海藏族社会转型的特点、分析了制约近代社会转型的主客观因素,同时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作了简要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