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年面对中国局势的深刻变化,尼赫鲁政府被迫调整对中国西藏的“缓冲国”政策,将其调整为所谓的“中国宗主权下的西藏自治”政策。在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印度仍然保持最终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为维持在藏非法权益的施压筹码。与此同时,印度从安全利益角度出发,重拾英帝国时期实行的“科学边界计划”,抵御所谓的中国的渗透和威胁,最终在1950年11月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对华边界政策上的既定方针。这种既定边界方针单方面地将1914年的非法“麦克马洪线”视为是中印间的“已定边界,不容谈判”,并且将其视为是国家核心利益。1950年尼赫鲁政府的“麦克马洪线”的边界既定方针是印度对西藏政策调整的产物,由于激进进攻型的对藏“缓冲国”政策失败,那么保守防御型的“科学边界”政策便成为其替代性选择。在这种既定边界方针指导下,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在1951-1954年以在藏特权和粮食问题向中国施压,企图迫使中国承认非法“麦克马洪线”;另一方面在“麦线”以南争议地区,1951年由阿萨姆总督亲自指挥,推行所谓的“新前进政策”,至迟在1956年底在占领区建立起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东北边境特区”问题。“新前进政策”的目的是单方面改变争议地区现状,造成既占事实,支持其对华外交谈判桌上的边界主张,而1954年中印谈判中印度方面没有公开提出其“麦克马洪线”边界主张则是其在试探完中国政府的态度后,精心考虑到尚未在占领区建立起行政管辖体制而不便提出的结果。因此其对华边界政策上的两个层面相互配合,互相影响各自的实施效果。“东北边境特区”成形于尼赫鲁政府1951-1956年在“麦线”以南地区推行的建立行政管辖为标志的“新前进政策”。这种在争议地区建立实际控制的做法后来上升为一种成功经验和政治上“占领即拥有”的边界战略,成为1959年印度在西段地区“蚕食政策”的根源。1956年“印度边疆文官体制”的设立是“新前进政策”的重要内容,直接服务于“东北边境特区”的同化政策。语言政策上,印度巧妙地利用部落区没有书写文字的情况,推行印地语的天城体字母作为部落语的书写文字,从而为推行印地语的同化政策准备了条件。宗教政策上,尼赫鲁一方面积极邀请达赖访问印度,尊崇藏传佛教,积极拉拢占领区当地寺庙喇嘛,允许当地传统的寺庙学校存在,帮助修缮寺庙及其文化遗迹;另一方面却处心积虑的建立所谓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从而断绝这些地区僧侣向西藏寺庙学习佛教经典的传统,从而削弱拉萨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区藏文化和宗教圈的影响力。综上来看,在对待英帝国遗产的态度和边界政策的选择上,尼赫鲁政府一开始就单方面地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间的“已定”边界,并且千方百计地制造既成事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综合性地对华边界战略,这对中印关系发展有着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这种单边主义边界政策不仅造成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而且成为其后的历届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挥之不去的政策包袱。其次是“东北边境特区”的产生企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由一条战略边界变为具有文化认同的“文化边界”和拥有行政管理的“行政边界”,这是当今中印边界争端的焦点问题。最后是印度对待达赖的“双面政策”随着1959年达赖外逃而趋合流,利用达赖在佛教界的影响力,稳定被占领地区的僧俗信众的民心,帮助其强化和控制这些地区,并且战略上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制华成为后来历届印度对“西藏流亡政府”政策的重要战略考虑,这也成为中印边界问题中解决中另一道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