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的礼学我们通常有一个误解,即相对于汉唐,宋代礼学是衰微的。但如果我们对宋代的礼学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会发现相对于前代,礼学在宋代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只是由于宋代理学的繁盛,礼学的光芒被掩盖了。宋代礼学文本《仪礼经传通解》不但集前代礼学成果之大成,还在儒礼生活化的推广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绩。礼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如果虚有理论而无法落实,那再好的理论也只能束之高阁,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礼学在民间的生活化推广,是礼学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进步。礼学在宋代,之所以会呈现出"援理入礼"和"以礼化俗"的特征,是与宋代的时代条件息息相关的。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是宋代礼学转型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转型对新的文化形态提出了的巨大的社会需求,同时也提供了广大的人才基础。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庶族地主通过举业参与国家管理的人数越来越多,庶族地主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强,这为新形态的礼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权力保障。另一方面,宋代社会危机仍然严峻,既要对抗异族侵略,又要安抚国内矛盾,内忧外患的局面让宋代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和担当意识特别浓厚,提倡实学、匡扶天下成为宋儒的一致心声,这使礼学在宋代的进一步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此外,宋代宽松的文人环境也为知识分子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历史舞台。熙宁变法之后,宋儒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是无法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的,必须把目光由政治的切入转向世俗的切入,由对民俗民风的改革逐渐影响到政治改革,"以礼化俗"就成了为了宋儒的一致诉求,对古礼的重新编集和发展以及对古礼的生活化推广就具备了必要性。此外,交通运输业的日益发达、造纸技术的改进和日益普及、刻版印书业的逐渐盛行,这些都为宋代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印刷业的发展,它让儒学文本走出了官家富家,深入到了寻常百姓之间,这对于礼学的生活化推广也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仪礼经传通解》是宋代礼学文本的最高成就,是朱熹统合前代经学成果,分经章节,梳理条目编写的一部集礼学之大成的巨著。在编写的过程当中,黄榦始终是重要的助手,在朱熹去世前,完成了《仪礼经传通解》的正编部分,剩下的《丧礼》和《祭礼》两部分由黄榦继续组织编写,黄榦去世前编写完成《丧礼》,《祭礼》部分虽然由杨复最终完成,但其纲目次第已经由黄榦完成了。黄榦的礼学,与先师朱熹一样,显示出"援理入礼"的特点,"天理—人心"的论证结构体现在宋儒论理的方方面面,礼学自然也不例外。从《丧礼》的按语中,我们随处可见黄榦论证的这一特点。同时,黄榦的礼学又显出生活化的一面。要实现以礼化俗的目的,就必须让古礼具有民间生活的生存土壤,这就要求在编礼的过程当中,对古礼作出适当的时代化修正,使之适应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黄榦在《丧礼》的编写当中,始终关注着礼的可操作性的问题。黄榦对古礼文本的修正,可归纳为两中情况:其一,古今器物变更。古礼中的很多礼器、服饰、建筑物在宋代已经不再使用,黄榦则采用与之功能相近的宋代器物、服饰、建筑等进行取代;其二,古礼中不具有,但是在宋代已经成为习俗的俗礼,只要是符合古礼的礼义原则的,黄榦都作了添加和与之相应的论证。在黄榦的修正当中,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尊古崇今",即古礼的精神内核才是最本质的,是需要重视和保留的;外在的形式,只要不违背古礼的根本原则,皆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正和发展的。黄榦礼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礼的现实履践和推广。对礼的履践贯穿黄榦的一生,尤其是从学于朱子之后。这种对礼的自觉履践,一方面源于黄榦个人修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推进礼的生活化普及。我们从黄榦的相关史料中,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信息记录。除了自已的身体力行,黄榦还时刻注意把握一切机会在民间推行儒礼,甚至在书院中以组织化的教育来推行礼。经过黄榦的不懈努力,宋代礼学不仅在文本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生活化的推广当中,更是取得了丰硕的现实成果,这一点甚至是其老师朱熹都没有做到的。黄榦对宋代礼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黄榦礼学的实践维度,是其礼学的最大特色。黄榦对儒礼的生活化推广,对移风易俗、淳化民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朱学的形态化和权威化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榦在中国的礼学思想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伟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