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农业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负数或零,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增长无直接影响。劳动力转移是社会由城乡两部门转变为一部门的过程。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当跨过刘易斯拐点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生产率就转为正了,此时农村劳动力如若继续迁往城市则会影响农业产出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不断迁移到城市工业部门,这种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城镇化不断深化的过程。“民工荒”在部分沿海城市出现后很多学者作出了关于中国是否已跨过刘易斯拐点的讨论,目前只能确定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处于有限剩余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继续转移会影响农业产出增长,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劳动力继续转移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矛盾成为解释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在理论部分,对于中国的农业产出增长的原因,国内外经济学家作了大量分析和研究,可以归结为三类——制度、资本和技术。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本身来看,资本是影响农业产出增长的直接因素。通过梳理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对中国农业产出增长的来源、双重资本深化的涵义、双重资本深化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整理,发现用资本深化来解释劳动力持续转移与农业产出增长间的矛盾最为恰当。所以本文从双重资本深化视角出发,探讨双重资本深化对农业产出增长的影响。所以理论部分探讨了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业部门的双重资本深化和双重资本深化与农业产出增长的机制分析。实证部分使用2004-2018年的除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外的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该逻辑的合理性。鉴于我国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故分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以上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我国整体以及分区域的双重资本深化均可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从全国范围来看,物质资本深化的中介效果量为47.51%,人力资本深化虽然也能发挥中介作用,但仅体现在健康层面。分区域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深化在劳动力转移和人均农业产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部地区物质资本深化未起到中介作用;人力资本深化受到物质资本深化的调节在东部地区发挥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未发生人力资本深化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2）我国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正处于人力资本增长率大于人力资本损失率的第二阶段。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需要引入不受边际递减规律约束的人力资本要素。基于以上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以下两个建议:一是优化资本配置。在量、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物质资本达到最优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深化人力资本。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的基础。因此可通过文化教育、法制宣传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深化人力资本。政府职能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农民进行专项培训,促进农业企业化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力,此外需要注重农技推广和农业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