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捍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