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框架下，论证了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面临的突出问题，分析了低效的分工体系和有待提高的交易效率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制约，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从分工的视角，提出了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思路，包括第一章导论，全文由六章构成: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一方面，本章对分工理论进行回顾与评述。分工是产业组织的存在基础，也是其变动的原因，分工发展意味着产业组织的演进与变迁，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发展与优化。分工理论作为最为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它先由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框架，再又重新引起重视并得到发展，笔者遵循分工理论的发展脉络，回顾了古典经济学派对分工的认识，总结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工思想，评述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理论的认同与迷失，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思想进行了梳理。另一方面，本章对分工作为产业升级重要动因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与综述。分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逻辑和理论依据，从分工的角度去解释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第三章是分工理论框架下的制造业产业升级动因探析。分工演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泉，本章分析了从分工角度研究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探索在分工与交易效率的演进框架下，制造业产业升级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制造业是分工最为发达和活跃的领域，产业升级是分工的必然产物，因此，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动力在于分工演进。分工的深化在带来分工收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效率的改进对促进分工演进乃至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分工水平与交易效率的演进，能够产生一种推动经济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强大动力，这是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分工和交易效率的演进，会促进新机器的出现和内生技术进步。一个规模充分庞大并且交易效率充分高的分工网络是新技术、新产品、乃至新产业出现的必要条件。由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的提高所引致的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力量之一，对产业结构的变迁有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才能胜任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岗位，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是造成地区间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参与分工的情况下，每个生产者的知识都与另一个不同，全社会累积的总知识将比任何一个生产者掌握的知识都多，并且每个专业生产者所掌握的知识也要比自给自足情况下要多，人力资本累积效应明显。　　分工与交易效率演进产生了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累积以及资本积累的强大动力，极大地推进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最终导致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起源与流变。伴随着制造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分工的进程不断呈现出产业结构的变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由于制造业内部分工拓展和深化所带来的各个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对技术营销环节的中间需求极大地扩张，包括:设计、开发、营销、销售、消费、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的活动，这些环节都以蕴含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高水平人力资本为特征，它们中一部分是由新需求因素的出现所导致，另一部分可能是企业内部原有服务功能的显性化;二是随着交易效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当这些企业或产业内部分工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制造业组织结构将出现越来越多的裂变，生产性服务活动日益从制造业中脱离出来并且实现了外部化，最终使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变。　　第四章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与升级的紧迫性。生产性服务业的附加值远远高于制造业，越早衍生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掌握了附加值较高的最终产品的技术和营销环节，由此获得较高的利润，他们逐渐把生产加工等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层次的地位，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等压力，迫切需要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　　第五章是中国制造业升级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实证分析。低效的分工体系和较低的交易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落后的全能型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导致我国制造业分工水平不高，没有形成有效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创业融资困难，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和法律制度环境有待完善等问题造成了我国交易效率有待提高的现实。我们使用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对1997-2007年全国30个省区的市场化指数和工业贡献率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工业贡献率与市场化指数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说明交易效率水平越高的省区，制造业的贡献率越高，交易效率与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交易效率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我国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制造业水平名列前茅，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省区较高的交易效率;我们对2003-2007年29个省区的市场化指数和制造业R&D投入强度两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和验证，说明交易效率水平越高的省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越高，交易效率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正相关性，交易效率水平是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变量;我们整理并计算了1978-2008年我国工业贡献率与服务业贡献率，并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说明制造业的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支撑，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目前，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已经开始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有所增加。在江苏省、浙江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上海成为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浙江、江苏两省为外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格局。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仅服务于本地区，而且，对周边地区发挥了很强的辐射效应，促进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　　第六章是总结与对策建议。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和已经得出的相关结论，笔者给出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把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作为其发展的重点。“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我国制造业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境，逐渐走向新繁荣的时期，如何突破关键环节、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在价值链的位置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分工的视角出发，应该继续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完善市场体系，改善竞争环境，实现交易效率的改善，为各个层面分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外部化和集聚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一，加强分工与协作体系的建立，引导制造业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的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形成;第二，提高制造业产业集中度，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合理分工格局;第三，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第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第五，完善创新体制建设，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