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历史教育正处于“过渡时代”，而百年前梁启超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仍然对今天的历史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本研究从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解释学等多重视角，参照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传统，力求通过对梁氏本人著述、当时的报刊杂志、后人的回忆录与研究论著等文献的检阅，深入分析、解读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及其社会渊源、发展理路与重要影响，揭示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活动及其对民族认同、政治资鉴、文化涵养、人格教育等问题的回应，并实事求是地反思、总结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分期梳理了梁启超历史教育实践的主要方面及其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与重要影响，探求原委，辩证因果，并总结价值。各章主要内容为：导言部分主要论述了历史教育的本质内涵，以及本专题的研究现状、笔者的研究思路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章“千年民族之脑精”，按照讲古教育、史官教育、儒家教育、经史教育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古代历史教育思想的源流。研究表明：“史”为教育而生。史学为中国古代的显学，历史教育也是古代最重要的教育。古代历史教育，在目标上重视统治者与臣民的培养，内容上表现为“政史结合”，“史由政出”；在方法上注重教育与撰述合一，从而体现了史家忧患时势的情怀与“以史经世”的价值追求。这样，在“中国的中国”与“亚洲的中国”时代，中国的历史教育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与政治功用。近代以降，面对“世界的中国”之考验，历史教育发生了新的变化，其话题已经不是古老的治乱兴衰，而转向千年未有的崭新的问题——救亡图存。经史教育向历史教育的过渡，需要一种猛烈的推动力，而这种推助力的形成，既需要时势的激发，也呼唤时代的英雄。第二章“未学英雄先学道”，考察了梁启超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历史教育，以及万木草堂期间追随康有为“学道”的情况。试图说明，生在“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其自小所受的历史教育，包含了民族精神、经学义理、史学考据等各个方面。与康有为等人的结识和交往，使他进一步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不仅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积累了资本，更重要的是，使其得以在新的政治风云中展示自己的才学，从而重新焕发史学的教育意蕴与“经世”价值。第三章“誓起民权移旧俗”，阐述的是变法维新(“新国”)与历史教育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通过办报、讲学等活动，使历史教育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所获得的展现。结果表明：梁启超一开始即非常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功用。伴随着进化史观的萌芽，梁启超“以史论为政论”，试图用其“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以实现“维新国家”的目标。正是通过变法维新这一契机，梁启超重新解读了“史事”，重新挖掘了“史义”，加上他的新闻宣传笔法(史文)，延续了传统历史教育中的“通变”观念与“借鉴”功能，并为历史教育的近代化开出了新的篇章。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历史教育活动与思想暂时受挫。第四章“更研哲理牖新知”，阐述的是新民思想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力图“赤手铸新脑”，他主要通过报刊宣传而进行的历史教育活动与思想。结果表明：梁启超在此期间所开展的“新民”教育，及由此而提出的“史界革命”口号，不仅使历史知识成为他开启民智、更新民德的武器，而且，“新史学”对晚清民初历史教育的改革浪潮起了有力地推动作用，从而使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五章“著论求为百世师”，阐述的是梁启超晚年的著述讲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叱咤政坛到返归学术，又使梁启超晚年的历史教育活动与思想，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对“新史”教育一往情深的他，再次把史学作为著述讲学的重心。他更为理性地认识到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从而着力于历史研究法、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乃至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著述与活动，并试图为早年的通史梦想而鞠躬尽瘁，以实现人格教育的职志。结语部分是对前述五部分的总结和升华。主要从总体上明确了梁启超历史教育思想的特性，从横向上论述了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在目标、途径、方法和价值观方面的表现，并从纵向上将其与古代历史教育特征相比较，进一步明确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中国历史教育的先知先觉者、摇旗呐喊者和忠实的守护者。他用一生的心血，“以觉世始，以传世终”，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教育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和引路人。在新的“过渡时代”里，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活动与“新史学教育观”，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