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挑战,尽管发达国家强调减少碳排放,发展中国家强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是两方都认同“绿色经济是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因此,绿色GDP成为了衡量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性指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的国家战略,而大湾区又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一国两制三法系”的区域。正因如此,如何凝聚绿色发展共识,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竞争力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正面临着“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挑战。这表明,目前在大湾区环境管理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十分严峻。随着2021年《“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发布,我国的旅游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在区域范围内不同的旅游资源之间如何保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更为最重要的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如何保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了旅游业发展的“主旋律”,是当前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进行本项研究最主要的动因。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本研究发现:源自生物学的共生理论,无论是从产业共生、区域共生的角度,还是从生态环境共生的角度,对于分析和解释当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旅游企业在旅游业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旅游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旅游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共生,也离不开本地旅游企业与其他城市旅游企业的共生,更不离开旅游企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共生。这点同绿色GDP所蕴含的同时兼顾经济和环境的思想是一致的,单纯地追求经济价值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单纯地追求环境优美却又如同无源之水。因此,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共生界面产生经济共创行为;通过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共生界面产生环境价值共创行为,应该成为旅游企业不断追求的目标。虽然在过往的研究中已经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要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问题,并且基于这个问题提出了生态价值共创的概念,但是对于在现实环境中如何践行生态价值共创的研究则非常有限。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当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与从伦理出发、从自然出发、从生态出发、追求美和信仰的“价值理性”之间出现矛盾时,旅游企业又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基于此,本项研究的研究问题包括:（1）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行为表征?（2）基于理性视角分析影响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因素?（3）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形成路径?本项研究之所以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东莞市、肇庆市、惠州市、中山市、江门市九座广东省内的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一国两制三法系”的区域,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但香港和澳门在制度上具有特殊性。因此把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既有与其他区域的共通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次,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旅游消费最旺盛、旅游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并且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全球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因此,大湾区的旅游企业在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链的发展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后,粤港澳大湾区所面临的环境挑战目前已比较严重,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频出。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依赖生态环境生存和发展的大湾区企业,尤其是旅游企业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旅游企业的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表征分别是沟通对话行为、知识分享行为、良性竞合行为、本地声誉构建行为、供应链协同行为、环境行动主义行为、环境公民行为、环境政策响应行为和环境要求贯彻行为,包括9个维度,并开发了相关量表,且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影响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产生的因素包括:相互依赖、共生理性、企业生态创为了解决上述研究问题,本项研究首先采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行为表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并提出概念模型;然后通过对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的量表构建,进行了定量测量工具的开发;最后通过实证方法对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形成路径模型进行了验证。具体地说:研究一,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九家旅游企业的19位管理层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访谈,采用扎根理论编码的方法得出了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五种行为表征,包括亲环境行为、沟通对话行为、知识分享行为、本地声誉构建行为和供应链协同行为;并且发现了影响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四种因素,包括:相互依赖、共生理性、企业生态创新倾向和环境规制。在此基础上,根据共生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概念模型;研究二,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的科学步骤,首先完成了包含9个维度36个题项的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量表的开发;其次,针对质性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共生理性,开发了包含4维度20个题项的共生理性量表。研究三,在大湾区旅游企业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集了521份有效问卷,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处理检验并验证了提出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新倾向和环境规制,共4个维度。（2）探索性地提出“共生理性”概念,即具有共生关系的利益相关者主体,包括,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环境等,从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宗旨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兼顾环境价值的理性。该概念兼容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包含了4个维度,分别是去世俗性、系统性、妥洽性和可持续性。本研究还对其开发了相关量表,经过验证,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3）基于“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共生关系是产生“共生理性”和“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基础;“共生理性”在“相互依赖”对“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和“企业生态创新倾向”对于“共生理性”到“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其中“企业生态创新倾向”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4）“共生理性”对于“相互依赖”到“沟通对话行为”和“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共生理性”对于“相互依赖”到“良性竞合行为”、“本地声誉构建行为”、“环境行动主义行为”、“环境公民行为”和“环境要求贯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共生理性”对于“相互依赖”对“供应链协同行为”和“环境政策响应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明确了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具体表征并开发了相应的量表。这既是针对价值共创理论的一种反哺,也是对于生态价值共创理论的一次深入解读。（2）在管理学和哲学领域进行了一次跨学科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共生理性”这一概念。该概念具有兼容性和调和性特点,即既兼容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尝试从理论的视角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3）分析了旅游企业与其他企业主体、旅游企业与环境客体的共生关系,并将生态环境这一客体引入到了价值共创理论中,拓展了价值共创理论的理论边界。（4）建构了旅游企业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模型,揭示出了从“相互依赖”到“共生理性”再到“绿色GDP价值共创行为”的形成路径,既关注到了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也强调了从主观的角度如何去推动这种行为的产生,进而使共生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这也是从企业视角对共生理论的拓展和补充。（5）研究结果对于促进旅游企业的绿色发展和推动旅游产业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