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风险认知是指公众对客观存在的风险在主观上的知觉、判断和体验；公众风险认知与专家风险认知不同，公众的风险认知具有较大的偏差。 本文的目的是以健康与安全风险为例，探讨有关公众风险认知的主要理论，尝试建立公众风险认知的综合理论框架；对公众的风险认知结构、乐观主义偏差、风险认知的文化观及其与风险认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本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心理测量法以及深入访谈法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统计方法。 关于公众风险认知的理论，研究结果显示，可以概括为风险认知的文化理论、风险认知的存在主义理论和风险认知的认知取向(包括心理测量范式)等三种主要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风险认知的综合理论框架。 在国外，当代心理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最早的和占主流地位的风险认知理论和方法是心理测量范式。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的心理测量取向，运用态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是激发人们对多种风险项目进行评估，表达风险偏好。研究结果显示，一般公众把“风险”理解为社会因素对个人和对团体的不利影响而不是天灾的影响。具体来讲，研究证明，人们的风险判断以及风险的可接受性与风险的定性特征有关，例如人们主要依据风险的可控性、自愿性、可怕性、组织对人们的安全保护程度、潜在的灾难性、公平性和熟悉性等风险特征对风险进行判断。 心理测量取向的核心在于，把客观的、理性的或者专家认识到的风险与外行人认识到的风险区别开。从研究方法方面看，心理测量范式是风险认知研究的主流，该范式对揭示人们的风险认知的结构，构建人们对不同风险源的“认知地图”是有较大贡献的，但是，它也存在着不足。第一，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Slovic所制定的定型化的风险事件清单中的一些项目是站在专家角度上选择的，一般公众对这些风险项目是不熟悉的，如核风险；用不熟悉的项目进行测量显然不合适。第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这些项目不可能用于跨文化研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危险标准，风俗习惯等不一样，以标准化测量应付多样化的生活，也是不合适的。第三，单纯用心理测量范式进行研究，方法单一，不能揭示人们的深层风险心理的内容。第四，现有研究对风险认知关注多，而对风险认知与人们的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风险认知与冒险行为之间关系的专题研究在国内外均不多见，对于风险的研究如果不重视风险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很好理解风险认知的作用。风险认知的文化理论是由Mary Douglas和WildaVsky(1982)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知觉风险与文化信仰、社会知识紧密联系。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感知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价值标准和文化信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均属于一定的群体，而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因此，人们面临的风险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每个人都有他们所害怕的事情，并且害怕程度也不同。文化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人们怎样知觉并与周围的事物发生作用。 文化理论根据人们的世界观不同，把人分为四类，即个人主义者、平等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和宿命论者。 个人主义者惧怕那些可能妨碍他们个人自由的事情。他们认为妨碍自由的最大事件是战争，因为战争状态下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完全控制着。个人主义者支持自由市场，并且认为人们有权获得经济收入。在政治上，个人主义者将放置权利。个人主义者认为自然能够自我保护，它有能力重新恢复生机。因此，人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怎样对待自然。总之，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不妨碍自由，风险反倒是一种机会。 平等主义者害怕发展，因为这可能增加人们的不平等。他们一般怀疑专家的知识，因为他们怀疑专家和社会机构可能滥用权力。平等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是左派的，支持旨在增加社会公平的政治运动，比如对社会的富有群体课以重税。他们对自然的观点和个人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自然在人类活动的干涉下已经很脆弱，这使得平等主义者警觉可能改变自然状态的污染和新技术，反对使许多人或后代承受不可逆转的风险。 等级主义者强调社会的“自然秩序”和对该秩序进行维护的重要性。他们害怕社会动乱、示威和犯罪。处于社会顶层者非常信奉专家的知识，他们把自然看作是自我维护的，尽管有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如果人们跨越这些限制，自然将不再能够自我恢复，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只要政府和专家所作的决策是恰当的，等级主义者是接受风险的。 宿命论者很少参与社会生活，尽管他们也感觉到了来自他们所隶属的社会群体的牵制和约束。这使得他们对于风险非常地漠然，他们害怕什么和不害怕什么主要决定于其他人。他们宁愿意识不到风险，因为风险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不能给予宿命论者任何可靠的反馈——关于人们所作所为是否正确的信息。这就像购买彩票，人们必须处理随之而来的任何问题。总之，宿命论者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总是不想不问，漠不关心，更不会担心。存在主义的取向为社会心理学关于风险认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框架，对理解全人类的一般风险认知问题，例如恐惧死亡、惧怕自由和责任、疏离感和无意义感等等，都有启发性。存在主义者认为这些焦虑是存在的功能，或者就是一种“现世存在”。从理论上讲，这些基本焦虑涉及到人们对社会文化环境中风险的感知方式。这些基本焦虑已经在实际的个案研究中得到证明。例如，研究者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使用定量研究和质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饮食风险的认知及其环境意识，均证明了基本焦虑的存在。 我们提出的公众风险认知的综合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包括七个部分：即风险的客观特征，即风险的类别和风险的纬度特征；信息通道和文化背景；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风险认知的内部因素；风险沟通与管理；人际背景和社会扩大效应；风险认知和行为反应。该框架的特点是综合性和实践性。 在公众风险认知的实证研究方面，结果显示：1、城市居民风险认知结构包括风险的可控性、可见性、可怕性、可能性和严重性五个纬度；2、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被试均存在显著的乐观主义偏差；3、我国大学生被试中，可以划分出四种文化观，而且文化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健康与安全风险认知。 在公众风险认知的理论方面，本论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每一种理论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各有所长，都有其不可代替的理论贡献。文化理论从社会文化背景这个宏观角度来理解公众的风险认知，对于解释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人们风险认知的差异，其解释功效较高；存在主义从关注人类最一般的焦虑出发，阐述了公众风险认知中意义、价值、疏离感、死亡焦虑等等深层的动机和情感的作用：认知理论在信息加工的框架内，剖析了人们对风险事件的理性认知加工和非理性直觉加工的特点和过程；心理测量范式纯粹就事件、对象或者活动的本身特点出发，探讨客观事物的哪些特征决定了人们的风险认知。但是，各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有其不足。文化理论长于宏观，失于微观；存在主义重视主体深层心理，漠视外在环境和人们的实践活动；认知理论长于解释微观加工，失于宏观把握；心理测量范式长于挖掘客体本身特性，失于关注主体自身。我们提出的公众风险认知的综合理论框架，兼容并蓄，融合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宏观社会文化因素和微观认知加工因素；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于全面解释风险认知、指导风险沟通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公众风险认知的实证研究方面，本论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公众风险认知结构是由多维度组成的，本研究得出的五个维度是风险的可控性、可见性、可怕性、可能性和严重性，不同于其他人的研究；2、中国大学生被试中存在显著的乐观主义偏差；3、修订后的文化观问卷可以用于中国大学生被试；等级主义者、个人主义、平等主义者和宿命论四种文化观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认知有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