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创新则是科技发展的力量之源。在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如何使用法治工具赋能企业技术创新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在我国推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背景下,如何运用法治工具进行金融改革,更好发挥资本市场驱动创新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则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法治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有之,融资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有之,但罕见同时研究三者。在此背景下,本文讨论并检验了三者的关系。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为样本,建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首先详细剖析了法治的演变和内涵,通过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法治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使用模型（3-1）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又通过“法与金融”相关理论分析了法治环境和融资结构的关系,使用模型（3-2）发现法治环境影响了融资结构。继而从融资结构理论出发,分析了法治环境、融资结构和企业技术创新三者关系,即融资结构在法治环境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途径,在模型（3-2）的基础上使用模型（3-3）验证了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内源融资、债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在法治环境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股权融资在地区法治环境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遮掩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更换指标、缩短时间窗口和更换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还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结构在法治环境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探索式创新中,开发式创新中则不成立。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体现在内源融资和债权融资上,内源融资在法治环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中起着遮掩效应,债权融资的中介效应在国企并不成立。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企业中,内源融资的中介效应在内控水平较高企业中不存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企业中,内源融资的中介效应在高人力资本企业中不存在。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法治思维推动金融改革,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货币政策精准度,营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法治思维推动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法律和政策平衡点;统筹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和国企改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盈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