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1945年,中共七大的召开距六大已间隔十七年之久。在漫长的筹备过程中,中共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磨砺、经历了与国民党由破裂到第二次合作的波折、经历了党内领导人的多次变更与共产国际的解散等一系列的事件,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研究七大会议屡次延迟的原因,既是探究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中所作的努力,也是梳理六大以来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中所做的努力与转变的辉煌历程。本篇硕士论文因近年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而萌生写作之意,在查阅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著作后,决定以讨论会议延迟召开的原因为题。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战争因素和思想统一对七大延迟召开的影响上,研究范围也只是单纯的就会议延迟的原因而论,这为该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留有一定的空间。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段历史过程的爬梳剔抉,系统而全面的考察中共七大历次推迟召开的背景与缘由。首先无论何时,摆在中共面前的主要问题都是生存,严峻的战争环境与国内形势,以及随之带来的党组织、根据地的变动,导致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难以开展的,不得已只能推迟延后。其次,在生存条件日趋稳定后,中共开始有余力处理思想分歧与党建问题,注意到党内存在将舶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未能正确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复杂国情相结合,陷入搬运概念、词句谬误的教条模式中。在这种教条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难以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中国的革命形势,致使中共革命事业步履维艰;同时在国家利益面前,不能处理好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中共实际需求间的矛盾,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留苏派与本土势力的冲突。这些因素体现在政党的发展中,即形成政治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或“左”倾盲动主义,思想路线上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以及组织体制上不能独立自主的恶性循环,阻碍中共政党的发展成熟,也对党的七大会议的召开产生消极影响,上述诸种因素使得七大不得不推迟召开。幸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中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统一于毛泽东思想对其的阐释。在此基础上,中共逐渐摆脱了对于共产国际指示的过度依赖,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理性思考,从而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独立自主的政党,党内也发展起来一批适宜中国革命的新的领导集体,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体制上中国化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中共七大“团结”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