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报类案件中,“法定处理/答复职责+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认定思路,不仅没有阐明举报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反而更加凸显了利害关系标准存在的合法权益模糊不清等理论弊端。而保护规范理论通过对规范目的进行解释,将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定在“主观公权利”范围之内,进一步明确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分工,同时为原告资格的认定提供了相对客观化的判断标准。但由于该理论引入时间较短,法官们对其核心内容仍不甚了解,再加上公权理论匮乏以及法律解释技术水平尚低等原因,司法实践中机械适用,置换核心概念、规范保护目的说理不充分的案例不在少数。一般而言,举报人提起行政诉讼,不外乎是对处理行为、答复行为以及奖励行为不服,而这三种行政行为所对应的权益分别为第三方侵害的民事权益、获得答复权以及获得奖励权。概言之,举报人提起行政诉讼救济的并非是举报权而是上述三种权益。举报权的赋予仅是为了促使行政机关启动调查处理程序,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程序公权,程序公权受损并不必然使权利人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所以,公法规范中举报权的规定不能成为举报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确据,对于举报人公权利的探寻应当着眼于行政机关的处理义务、答复义务、奖励义务等相关法律条款的解释,然后以上述三种行为为依托,参酌我国台湾地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基本步骤,判断举报人在不同行政行为中的原告资格。最后举报人滥用诉权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资格的外在限制,但在认定的过程中应当从严把握认定标准,以免对公民的基本诉权造成不必要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