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绘制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图像,随之兴起的数字劳动也跻身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主要的劳动形式之一。在数字劳动中,资本主义不能驱除的“诅咒”愈发凸显,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如何理解数字劳动,仍需要在马克思劳动理论视角下寻找答案。为此,马克思对劳动的界定、对劳动异化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解放理论的论述都成为数字劳动批判的叙事关键。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它的提出要追溯至达拉斯·斯麦兹所提出的受众商品论,这也代表着“盲点”议题诞生。所谓“盲点”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对传播在资本主义中起到的复杂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此议题在引起学者们激烈讨论的同时也使之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把矛头指向一种新的劳动范式——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至今尚未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定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自治主义、福克斯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数字劳动给予界定。文章基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界定了数字劳动概念,即劳动者以数据为劳动对象创造出的满足人们需要的精神产品和数据产品。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劳动是符合马克思对于生产性劳动的界定的,它符合对于生产性劳动的一般形式和社会形式,并且符合其价值增殖的界定维度,也正是众多用户的无酬劳动为数字企业积累了剩余价值,数字资本得以裂变。马克思认为工厂是工人劳动的主要场所,但现在数字劳动场所变更为数字平台。在平台中算法作为“机器的幽灵”成为必不可少的存在,它在支撑平台运营和发展的同时也把劳动者逐步驯化为流水线中的提线木偶。技术与资本合谋,对人们进行着幻象统治。数字技术让人们看到了更大更远的世界,人对网络和技术的依赖感逐渐发展为崇拜,数字技术开始执行意识形态功能。与此同时,数据作为一种虚拟符号颠倒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形态,在技术崇拜的加持下,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拜物教已然成立。除意识控制之外,资本也积极寻求其他途径加速扩张,而其扩张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时间来压缩空间以无限延长人们的劳动时间。互联网的发明使工厂的围墙彻底消逝,商品流通实现了“零”时间成本,世界工厂具备了现实形态。虽然数字世界充满了谎言和欺骗,但是不可否认数字技术为人们绘制了未来世界发展的美好蓝图。因此,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捷的同时,也深陷被数字和算法遮蔽的危机中,主体性也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面临被侵蚀的风险,这主要表现为现实的人数据化为“符码生物”,工作和休闲时间逐渐交叉,隐私成为异己化的存在物,情感劳动也被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之中。而造成主体性陨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和数字劳动主体自身的迷失。为实现数字解放,恢复数字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需要从主体、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三个维度提出举措。从主体维度来说,要推进数字劳动主体进行自我建构,以提高劳动者主体性;要在厘清数字身份的基础上普及数字素养。从社会制度维度来说,要明晰企业行为边界,规范数据使用标准;完善法律法规以打破数字平台垄断。从未来发展维度来说,要建设数字政府以提高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消灭私有制,从而促进数字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