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1600—1682)，字楚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少时曾寄籍松江。作为明遗民，舜水不食清粟，东渡扶桑，客死异国。本文力图站在“学术本体”的立场上，即将舜水置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明清之交的历史大环境中，以明清之交的社会思潮为背景，分析舜水与这一社会思潮之相关度。 舜水事迹传回故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年间，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康有为、黄遵宪、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鲁迅、李大钊、马一浮、郁达夫等，都对其事迹和学术思想进行过介绍或研究，这促进了朱舜水事迹在故国的传播。自二十世纪初排满思潮勃兴，下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热潮，舜水研究几度播扬，而各个阶段的研究在对舜水之采择、凸显与表彰，其重点又各不同。从中我们正不难窥见舜水研究背后的时代大背影。笔者把清末民国年间的舜水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即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20年代和30年代。本文通过对各阶段舜水研究的描述，大致勾勒出清末民国年间舜水的研究状况。 在经历明清鼎革的历史变迁后，明末清初一辈学者从经世致用的治学观出发，弃“虚”蹈“实”，批判形上思辨学风，掀起了一股理学清算浪潮，遂形成了一种新的治学取径。此种治学取径落实在学风上，表现为“尊孔”、“读经”，轻形上思辨，重形下践履。舜水的治学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引儒家鼻祖孔子为奥援，黜理学之形上思，取其形下践履。据此，舜水实不应有形上学之探讨，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舜水文集中有多处对“心”、“性”问题的探讨。舜水治学何以会出现此种矛盾?这应该从舜水的历史处境找原因。舜水赴日之时，日本朱子学正如日中天，其地位不容挑战，舜水经世致用的治学观在当时并不合时宜。面对日本朱子学者和阳明学者的责难，舜水的形上探讨只为权宜之计，并不是出自本心。理学实为儒学杂佛、老的产物，要彻底清算理学，倘若不清除佛老就不足以治本。故舜水从儒家的纲常名教入手，批判佛释毁灭人伦，辟“二氏”(佛、老)，对理学进行釜底抽薪，彻底断绝理学的根蒂。但舜水并未彻底否定“二氏”，他抱着实用的态度，对“二氏”，特别是佛释中的形下践履取而用之。 舜水的治学倾向从根本说，是一个“述朱”还是“述王”的问题。对此，前贤多有探讨。笔者认为，舜水的治学倾向，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述朱述王”来涵盖。在舜水的学术思想中，对朱子学和王学都有赞扬和批评，如若仅从某一角度来挖掘舜水的治学倾向，未免失之偏颇。在本文中，笔者从两方面着手对舜水的治学倾向进行了探讨。首先从宏观方面，即从舜水对“儒”的评价入手，考察舜水对“尊德性”和“道问学”的态度。在宋明理学中，朱子重“道问学”，轻“尊德性”；而阳明正与之相反，他重“尊德性”，轻“道问学”。舜水治学兼采朱王。他取朱子之“道问学”，但并未彻底否定阳明的“尊德性”，而是弃其形上思辨，取其形下践履。其次从微观角度，即从舜水对宋明理学中具体概念的解释入手进行分梳。本文从舜水对宋明理学中三个基本概念—格物致知、知行观、人性论—的解释发现，舜水并未偏向朱王任何一方，而是取兼而采之的态度，进而形成了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独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