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将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禁书活动与所禁书籍皆简称为“四库禁书”。　　清代禁书，历来为学者所关注，而乾隆朝以其禁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尤为瞩目，各种通论性的清史及文化著述无不涉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主流意见可概括为:　　“寓禁于征”。乾隆征书，即寄寓禁书之祸心。换言之，征书、修书为表面文章，禁书才是真正的目的。　　禁书的主要目的，是掩盖明代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和明清之际抗清的历史，打击民族意识、反清思想。此皆清帝狭隘之民族观念所致。　　禁毁书达3000余种，几于《四库全书》所收书相当，文化典籍遭遇巨大摧残，后果极为严重。　　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对此提出不同见解，但尚未有人予以系统研究。正文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乾隆从征集遗书到纂修《四库全书》，再到禁书令的发布，先后下达诸多上谕，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对上谕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证实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禁书并非乾隆下令征书时的蓄谋。同时，本文将四库禁书放在乾隆武功卓著，力求文治昌明的背景前，进而放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文化建设的成规中进行考察，以论“寓禁于征”等观点不切实情。　　第二部分，以两条线索，即四库禁书与四库修书的关系、乾隆与官僚层面的矛盾与互动，疏理四库禁书的始末，系统揭示禁书活动的目标，远不仅是打击民族意识、反清思想。四库禁书是乾隆帝以我国封建正统继承者自居，对文化领域进行的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活动，与《四库全书》纂修相辅相成，以期建立以维护清统治为极终目的之封建文化体系。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禁书谕令正式下达，迄四十三年(1778)年末四库馆制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贯穿屈大均诗文案、《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三件要案，树立“悖逆”样本，推动禁书的查缴进入高峰。从政治层面上打击明末清初史籍、文集中的非清、反清思想主要是这一阶段所为。　　第二阶段，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末“予限两年查缴禁书”始，清查范围扩大到所有文字材料，清查内容涉及文化、道德、社会风俗等层面，乾隆欲将违碍彻底禁绝，以整顿“世道人心”。四库禁书表现出官方文化视野对书籍及其他文字的功能、价值的认识。　　第三阶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末以后，中央奏准全毁、抽毁书目已陆续公布，“毋庸查办”的文字案件剧增，禁书呈缴渐少。在禁书活动逐步松弛的同时，乾隆不断完善封建文化样本，一则通令各省年终汇奏抽改《御批通鉴纲目续编》数量情形，欲树立其为“读史之指南”，一则严格复审纂修已成的《四库全书》，剔除“违碍”内容，更着重于封建文化的建设。　　第三部分，讨论四库禁书的基本原则和奏准全毁书的毁书标准。乾隆严禁诋触清朝的文字，严查万历以后的明季奏疏及谈兵、谈边书籍，全毁钱谦益等“首恶之人”的文字作品，还特别重视查禁关涉明末党争的书籍等，禁书的原因与标准呈现出多样性。这是从横的方面，即对查禁书作分析，进一步阐明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观点。　　第四部分，汇考各省奏缴板片、书籍，对“禁书”加以分类、辨析。通过考察中央对各省奏缴书籍进行严格审核、区分的过程，说明地方呈缴的数量颇丰的请毁书与中央奏准禁毁书的区别。又根据各类抽书著录《四库全书》及存目的比例;抽毁书经处理后听其照旧流行的规定;以及军机处抽毁书目中曾明确指出有5种并无违碍、“毋庸销毁”等事实，本文认为抽毁书有其特殊性，应与全毁书区别看待。　　结论部分指出，本文力求对四库禁书这一封建文化专制措施，作一个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四库禁书期间，乾隆时时处于矛盾之中，既想彻底铲除诋触清朝的文字著述及思想潮流，又深恐触及“忠君”之道德底线;既要惩治所谓的“悖逆”案件，却担心搞得人人自危，有玷“盛世”之声誉。所以从国家的全局看，征书、编书、审校、禁书，无不与乾隆帝力图树立统一的价值观、实现对臣民“教化”，确立符合清朝统治者利益的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终极目标相关。但在今天看来，乾隆的禁书举措影响恶劣，无疑是一场文化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