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逐步从传统的语言层次转到文化层次上来,翻译研究的的重点也从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根据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就是对原文本的重写,而重写意味着某种操纵。这种操纵既可以是来之文学系统内部诗学的操纵,又可以是文学系统外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译者本身意识形态的操纵。儿童文学,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儿童文学的翻译相应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学翻译,儿童文学的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主要为儿童,而进行儿童文学翻译的译者往往是成年人。由于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在心理上、理解力、阅历和视角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成人译者很难考虑到儿童读者的真正所需,并以儿童读者所乐于接受的语言形式再现原文,儿童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目标读者缺席的现象。或者出于现实社会的某种需要,儿童文学的翻译并非针对其特定的目标读者——为儿童读者提高丰富的精神食粮,而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所以,作为文学翻译的一部分,儿童文学翻译亦受到文学系统内外因素的双重操纵。纵观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史,可以发现儿童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除了担当儿童读物这一单纯的角色外,还被时代赋予了不同的使命,受主流诗学的影响,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例如,晚清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具有明显的成人化特点,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愉悦儿童读者,而是启发民智,唤起民众自强救国的爱国意识。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由于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倾向于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亦没有真正关注儿童读者的需求。本文选择了奥斯卡·王尔德的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的译本为个案,重点分析了巴金译本《快乐王子集》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语言特点。由于原作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爱与美的主题,和对不公平社会的控诉,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译者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王尔德的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才得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重生。当时的翻译界倡导忠实原文,对原作者负责的直译方法,直接导致了巴金译本中欧式长句的出现。同时,受译者本人诗学的影响,巴译本运用了大量儿童化的语言,既做到了忠实传达原文的意思,又再现了原作的风格,体现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