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动员是国民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财政金融动员理论主要聚焦于战争条件下,实际上等同于战费筹措理论,因此,对财政金融动员途径选择的研究也就是对战费筹措方式选择的研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中都对这问题进行过探讨,庇古和凯恩斯则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国内研究起步于抗日战争时期,以韩亮仙和董问樵为代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库桂生、朱庆林、郝万禄等国防经济学家也对其进行了探讨。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有两点不足：其一,研究背景主要局限于大规模战争中期,而现代国民经济动员要求同时面向战争和非战争性危机,且一个危机的完整处置过程包括初期、中期和后期,这些阶段都需要进行财政金融动员；其二,研究不够系统化,缺乏系统的途径选择决策标准和经济学理论框架,且分析不够全面。本文主要采取规范分析和案例实证分析结合、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文章认为,财政金融动员途径选择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其本质是公共支出决策问题。因此,可以借鉴公共经济学中的成本-效果分析思想,即考虑在实现既定动员目标(以特定的速度筹集到特定的危机处置经费)前提下,寻找动员成本最小的财政金融动员途径或途径组合。根据危机不同阶段的特点,本文将财政金融动员分为危机应急、危机持续和危机后期三个阶段,并在成本-效果的理论框架下分别对这三个阶段的途径选择进行了规范分析,发现一些影响选择的因素。 1、危机应急财政金融动员的目标是快速筹集危机处置资金,能够实现该目标的动员途径主要有动员财政储备、动用国际储备和预算支出应急调整。各动员途径的主要成本是由于牺牲资金其他用途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在实现既定动员目标的前提下比较各应急财政金融动员途径的成本,可以发现,财政储备由于专款专用性质,机会成本较小,因此危机时应该首先被动员。当财政储备不足时,国际储备和预算支出应急调整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国际储备规模和危机对国际收支冲击这两个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国际储备规模越小、危机对国际收支冲击越大,就越应该选择预算支出应急调整,反之,则应选择动用国际储备。预算支出应急调整中,削减不同支出项目产生的机会成本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对预算支出的调整顺序进行选择。本文主要根据各财政支出项目对产出的影响来确定其机会成本大小。 2、危机持续财政金融动员的目标是持续筹集危机处置资金,在该阶段,对资金筹集速度要求不高,对资金筹集的持续性则要求较高。能够实现该目标的动员途径主要有增加税收、扩张银行信用和增发公债。文章对持续财政金融动员途径选择的判断依据即是在在实现既定动员目标的前提下比较各途径或途径组合的动员成本。 3、危机后期财政金融动员问题鲜有人提及,本文这里首次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文中明确了危机后期财政金融动员与应急、持续财政金融动员目标和途径的不同。危机后期财政金融动员的主要目标由处置危机转变为向灾后重建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危机后期经济的复员主要体现在受灾企业的恢复重建上,财政金融动员的主要任务即是为受灾企业提供融资帮助。 本文在实现既定动员目标的前提下,对各危机后期财政金融动员途径进行成本比较,发现一些影响税收杠杆与财政投融资之间选择的因素：当危机冲击程度较小、影响范围和波及企业较多时,应该以税收杠杆为主要动员途径；除此之外的其他条件下,应以财政投融资为主要动员途径。通过对财政投融资的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发现,偶发性、破坏性巨大的危机,其超出政策性银行贷款审批能力的那部分融资需求应该通过担保方式予以解决；而规律性、破坏性有限的危机,则应主要以政策性银行直接贷款方式动员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