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底条款作为立法者无法穷尽列举之情形的一种立法技术,是刑事立法局限性的必然,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立法者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了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情况,在我国刑法分则各章节中规定了大量的兜底条款,这不但刑事立法局限性的使然,也是在我国几千年来重刑主义和工具主义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刑事立法秩序中心主义理念下,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作出的积极选择。作为一项立法技术,兜底条款的存在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在我国司法解释的推波助澜和法官积极适用的共同作用下,兜底条款罪名被不断扩张,以致这些罪名从扩张走向变异而具有“口袋化”倾向,并且在司法适用实践中呈现一种普遍化的趋势,有些罪名甚至最终成为“口袋罪”而备受学界质疑和诟病,如何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和兜底条款罪名的无限扩张,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学界观点对兜底条款相关概念界定之后,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出发,探明了兜底条款的真实困境并不在于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根源于我国司法解释的弊端和不足.在兜底条款必然存在的现实‘背景下,为力求兜底条款的最大明确性,应该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方面去实现,从而达到兜底条款对保护社会和人权保障的真正协调和良性、灵活的平衡。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对兜底条款的基本概念作以界定。通过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其他”“等”概括规定的梳理,结合学界关于兜底条款概念的表述,笔者界定了兜底条款的概.念和特征,对刑法理论上与兜底条款的相关概念予以区分之后,结合学界关于兜底条款的分类,在兜底条款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对兜底条款的类型予以重新界定。第二章论证了兜底条款在刑法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既然兜底条款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和现实价值。本章第一节首先对兜底条款的存在依据进行分析,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不但是刑事立法局限性的必然,也是立法者基于刑法立法秩序中心主义理念和刑事政策作出的积极选择,并在刑法立法和司法中有其一定的现实价值。第二节在兜底条款存在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探明兜底条款的真实困境并不是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根源于我国司法解释的不足和弊端,也只有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兜底条款的其他问题作出进一步解答。第三章为力求我国刑法规范的最大明确性,从刑事立法上去限缩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所在。笔者通过梳理我国新旧刑法中每个章节中兜底条款的分布情况以及适用范围的变化趋势,结合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到《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的变化趋势,限定了我国刑法分则中兜底条款的应有范围,然后对我国刑法中现有兜底条款范围的合理限缩提出自己的建议。第四章针对刑事立法上短时间内不能缩减兜底条款适用范围的现状,笔者探讨了如何通过司法过程来实现兜底条款的限缩,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纵观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兜底条款罪名的司法实务现状,对兜底条款的解释和判断,缺乏的不是知识与经验,而是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的法治理念,笔者在对我国司法解释主体的纷争和司法解释泛滥与扩张的现实予以透视之后,提出司法机关应在以谦抑性为原则,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标尺的解释理念下,坚持严格解释的态度和形式解释的立场,使用正确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和适用兜底条款,收缩兜底条款罪名的适用范围,把不能涵盖在兜底条款罪名中的违法行为,能不作犯罪处理的尽量不做犯罪处理,从而达到社会保护的立法目的,实现我国刑法对人权的保障。第五章为更进一步控制兜底条款罪名的扩张适用,通过司法适用中的其他途径来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本章第一节首先对兜底条款罪名的司法适用现状进行了分析。由于我国司法解释的泛滥和扩张,使兜底条款罪名的外延不断扩张,以致这些罪名从扩张走向变异而具有“口袋化”倾向,并且呈现一种普遍化的趋势,有些罪名甚至最终成为国内学界诟病的“口袋罪”。针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引入法官解释机制的建议,但在我国现有的司法环境和现状下,这些意见虽很中肯的但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二节兜底条款罪名司法适用完善中,提出司法人员可以利用其他一些司法适用途径来限制兜底条款罪名的扩张。如在司法适用中利用兜底条款罪名与相关罪名之间的竞合关系,也不失为一种防止兜底条款盲目扩张的方法,或者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在对具体案件适用司法解释时,能够甄别司法解释对兜底条款罪名的解释合理与否,而选择正义的结论,不盲从的去适用兜底条款的罪名,尽量控制兜底条款罪名适用范围,减少其“口袋化”的扩张倾向,以减少学界对兜底条款的质疑和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