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军旅小说转向散文创作,尽管当时的小说家、报告文学家等称谓已让李存葆蜚声文坛,但其散文作品《我为捕虎者说》、《鲸殇》、《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等篇章再次将他推到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因此,众多写作领域的灿烂绽放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李存葆创作的成功因子。首先,90年代的时代文化语境为李存葆散文的出现带来了创作契机,90年代开放的文化氛围、作家自觉创作意识的回归以及“散文热”、“文化热”等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市场化、商品化、竞争化等问题带来的负面因子,比如人类物欲膨胀现象,道德文化观念的消解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刺激着李存葆的创作欲望。其次,齐鲁文化的道德传统以及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奠定了齐鲁之子李存葆的思想根基,于是,面对一片狼藉的世俗世界,李存葆不由自主地以骨子里的价值观念为基准进行审视、评价。再次,军人的神圣使命感督促着军人出身的李存葆进行着关于道义、良知的抒写,而军旅生活中的豪放、凛然、大气也以隐性的存在方式潜入李存葆的散文创作之中。在这样的时代环境、精神先导与自我体验的共同作用下,李存葆的散文幻化而出为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等散文作品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寻根与守望,在作者冷峻的言辞表达里批判了一些人对古老文化的扭曲、消解甚至是颠覆,而悲壮的主题、悲剧的情怀既质疑了人们的物欲化需求,也呼唤着文化重建的期待。《祖槐》、《沂蒙匪事》、《国虫》等散文不断恢复并回归历史秩序、历史画面以及历史现场,因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穿梭可以鲜明地看到埋藏于人性深处的善之真伪。当物质世界以强大的冲击波强行渗入人类精神世界的时候,人性道德也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着空前的压力与挑战。以生态命题为主出现的《鲸殇》、《霍山探泉》、《最后的野象谷》、《净土上的狼毒花》等散文着力表现的是人与自身生存世界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正是对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背离,因此,这些散文在探寻人类诗意栖居的渴望中努力传达着作者对绿色生态意识的呼唤。李存葆的艺术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他将传统的写作理念与新艺术主义的创作思维共同揉入散文创作,实现着传统与新潮的结合。更为重要的是,题材的多样性、“跨文体”的写作路子、意味性的语言表达效果以及“大散文”化的艺术风格共同打磨着李存葆纵深化、立体化的散文创作。在《鲸殇》、《祖槐》、《飘逝的绝唱》、《沂蒙匪事》、《国虫》、《东方之神》、《净土上的狼毒花》、《永难凋谢的罂粟花》等散文中,呈现出来的是多元的题材选择,小说、诗歌、散文的杂糅创作形式,“陌生化”的语言效果以及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文风追求,这些都构筑了李存葆散文空间所特有的审美气息和艺术魅力。当然,李存葆散文也存在着不可掩盖的硬伤,但我们相信李存葆作为一位成功的作家能够在攀登文学高峰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挑战、不断超越,也相信李存葆会有更加精彩的散文篇章以供读者飨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