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身份转变是指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变，跨越城乡二元身份边界的实践过程。在城市化背景下，伴随着广泛发生的农民身份转变实践，众多社会现象随之出现并引人深思，如农民不愿意做市民现象、虚市民化现象以及钉子户反抗强拆现象等，它们让研究农民身份转变的社会政治过程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紧迫性与复杂性。“政府自利论”与“文化转型论”是当前研究农民身份转变社会政治过程的两大主流观点。前者强调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基于自利动机着重于户籍制度改革来推动农民身份转变，而后者认为农民身份转变是农民文化素质提升和角色重塑的过程。虽然这两大观点看到了农民身份转型的某个面向，但是，这两大观点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一是“政府自利论”既假设国家给户口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又低估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于社会诉求的回应性能力，忽略了国家赋权过程中的复杂性;二是“文化转型论”集中讨论公民的文化面向，容易沦为为政府政策辩护的工具，忽略了现实中的扩权问题;三是二者都缺乏对农民行动的分析，忽略了话语跟行动的互动，以及行动过程对于行动主体意识的影响。从构建主义的路径和公民身份的理论思路出发研究农民身份转变问题，可以克服上述观点的不足。　　因而，本文其实是从公民身份构建的视角来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身份（经济、社会、政治身份）转变问题。基于城市、城市化与公民身份关系的理论基础，农民身份转变的社会政治过程，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可以化约为农民公民身份权利发展的问题。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城市化背景下，传统农民如何经由新的社会建设与主体实践转变为现代市民，进而推动农民公民身份权利发展？　　本文将此研究问题置于问题取向、经验取向与主客体并置的中国研究之中，通过选取成都市S镇和广安市G镇中的农民身份转变这两个样本，展开双案例研究，尝试回答农民公民身份权利发展的路径、动力机制、发展经验及其变革性影响。通过深入研究，本文发现，农民身份转变的社会政治过程意味着农民公民身份权利关系与社会福利格局的大调整，其绝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问题，更不仅仅是转变农民生活方式的问题，而是在于重新界定旧有农民身份的权利关系，在建设新型城乡关系的进程中重组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国家、农民与社会之间的权利关系。从公民身份建构视野来看，农民公民身份权利发展，首先表现为农民与市民之间平等地位的普遍化，然后才呈现为农民公民身份权利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为农民公民身份权利发展的宏观动力机制在于国家重建与社会抗争之间的互助，微观动力机制则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下的差异性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之下，农民身份转变具有并存发展的两种类型，即增量改革导向的城市整合型和权益平等导向的农民抗争型。农民身份转变的进程为讨论公民身份权的发展时序、结构变迁及地方传统更新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给国家转型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它不仅使农民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回归，而且部分弥合了国家构建的非均衡性，并化解了现代国家建设危机。　　中国正在真实崛起于世界各国之林，我们要解释这种崛起，不仅要会诊断社会疾病，而且要解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立足于公民身份建构视野，农民作为社会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农民身份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公民身份权利发展，推动了中国政治社会秩序的再次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经历了以阶级划分为基础向以利益为基础的转型，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上次转型的接续，农民身份转型标志着中国正迈向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