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以来,创业的议题就一直备受党和国家的关注。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环境下,就业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首要调控目标,而创业作为居民参与就业的方式之一,人们可以在就业过程中创业,也可以在创业过程中就业。已有研究显示,企业创业活动作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往往需要优质的外在融资环境保驾护航。此时,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传统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可为长期受到金融排斥和融资约束的弱势群体参与企业创业提供一条全面、高效的优化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有效提升我国居民创业活跃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宏观层面入手,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我国居民创业活动的现状进行梳理,并结合其特征及优势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文章又在此基础上将数字普惠金融省级层面的数据与CPEA指数相结合,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全面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推广对我国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紧接着,文章又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细分指标（即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效应的传导渠道;最后,考虑到各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效应的发挥会受到当地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等外部环境的协同作用,本文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是否会因外部宏观因素差异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非常显著的创业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及其三个维度均能显著提升我国居民创业活跃度;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结果显示我国各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创业活跃度均存在梯度差异,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与我国居民创业活跃度均为东部最高,西部最低;另一方面,门槛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受到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影响。最后,文章在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影响我国居民创业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为我国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并推动大众创业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