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活动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是企业经营过程中业务拓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企业成长、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投资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投资效率的高低,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注重投资效率,优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益一直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我国将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企业在面临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也将无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对企业来说,环境不确定性使决策者无法准确利用外部信息进行有效投资决策;同时环境不确定性也会加大信息不对称和加重代理问题,造成非效率投资。已有研究虽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对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还未有统一定论,这为本文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空间。自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提“混合所有制”概念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经济结构经历了从单一所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再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结构性变迁。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重申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也进一步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在企业中形成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的股权结构（郝阳和龚六堂,2017）。混合所有制不仅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也允许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两种资本通过优势互补,促使企业更好地制定符合企业持续发展的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提高企业价值。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非常丰富,然而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比较少,并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此外,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及经济后果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因此,从企业投资效率角度考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从企业经营的实践来看,企业投资效率不仅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投资决策的执行阶段,决策者的素质、对整个价值链条的熟悉程度、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控能力和投资资金的充裕程度等无疑也是投资效率的保证。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能否发挥民营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和对市场的洞察力优势从而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缓解非效率投资行为?能否发挥国有资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控优势,并通过其国有背景传递利好信息,帮助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缓解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融资约束的加剧,继而提高投资效率?这些问题都是企业混和所有制改革实践中亟待回答的问题。从混合所有制的相关研究看,目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探索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效果方面,鲜有研究考虑企业在受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情况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机和经济后果。因此,将环境不确定性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放入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框架更符合当前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实际情况,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更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通过研究回答以下问题: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何种影响?对不同性质和特征的企业,这种影响否存在差异?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异质资本进入企业后,是否能发挥其优势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如何?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存在“治理效应”或者“资源效应”,抑或兼有之?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哪些因素可以强化或者弱化这种影响?回答上述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从企业投资效率视角考察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带来的产权专业化效应,也能为实践中企业进行混合的产权安排、提升投资效率、完善内部治理、提高公司绩效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导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对环境不确定性、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非效率投资三个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主要聚焦混合所有制改革、环境不确定性、企业非效率投资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理论基础对委托代理、实物期权和产权理论进行了梳理,为下文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提出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首先,分别从实物期权理论和代理理论视角分析了环境不确定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之后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两个角度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因素。最后,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模型,以公司前十大股东是否含有异质股东来判断是否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经行业调整的企业非正常营业收入波动的标准差衡量环境不确定性,以Richardson（2006）投资估计模型残差度量非效率投资,对上述理论分析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第四部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首先,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角度阐述了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原因;之后分析了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在公司治理和资源获取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并阐述了产生这种抑制作用的两种机制——“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最后,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计量模型,以资产周转率度量企业代理成本,以SA指数代理融资约束,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检验。第五部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首先从产权专业化视角分析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能够缓解实物期权理论和代理理论预期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了地区制度环境差异和企业异质性对上述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最后,以2010-2019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计量模型,沿用前文变量的定义,并以王小鲁（2017）计算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度量地区制度环境,对上述理论分析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启示。该部分对全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然后围绕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作者在该研究领域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基于论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第二,企业代理成本越高,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加剧作用越大,证实了环境不确定性通过加剧代理成本作用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机制。此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高,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不足的加剧作用越大,证实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的融资约束机制。第三,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第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发挥民营资本的“治理效应”;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发挥国有资本的“资源效应”。第五,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引起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特别地,地区制度环境越好,混合所有制对环境不确定性造成的非效率投资的缓解作用越大;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混合所有制对环境不确定性造成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缓解作用越大,进一步证实了上文分析的混合所有制的“代理效应”;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高,混合所有制对环境不确定性造成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缓解作用越大,进一步证实了上文分析的混合所有制的“资源效应”。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已有文献对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方向和程度未达成一致。本文研究微观层面的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阐述了环境不确定性对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作用及影响因素,丰富了环境不确定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有别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文把民营企业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不同性质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机和效果的相关研究。第三,将环境不确定性、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非效率投资纳入一个研究框架,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带来的“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否导致了在环境不确定性情况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同的经济后果。第四,通过实证研究,提供经验证据,为实践中企业进行混合的产权安排、提升投资效率、完善内部治理、提高公司绩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