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倡导下,我国企业不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规模。然而为什么我国企业对沿线不同国家的投资规模各不相同呢?营商环境便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它是一国（地区）投资环境和综合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跨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以及运营过程的便利性。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营商环境发展极度不均衡,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具体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结合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发展现状,利用201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及其子指标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利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及其子环境对中国OFDI的线性影响,然后将沿线国家区分经济较发达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综合考察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最后利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及其子环境对中国OFDI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下: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全样本分析时,东道国营商环境是促进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营商子环境中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缴纳税款、跨境贸易、保护少数投资者和执行合同对中国OFDI均呈显著正向影响。（2）不同类型国家的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差异明显,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必要因素,促进程度与该国营商环境的改善速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对沿线经济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市场导向、劳动力导向和战略资源导向,而自然资源导向仅在沿线经济较发达国家中有体现。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整体营商环境及其子环境对中国OFDI均具有门限效应,且影响程度均随着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