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为公众向外界传递个人观点、表达情感的主要途径,因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对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导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物质产品给人民群众所带来的影响毕竟是相对有限的,而诸如出版物这类精神产品,其本身就具有潜在的思想价值,因此,出版对整个民族思想的导向性不可小觑。当代社会对于优良思想、积极精神的追求力度绝不亚于知识,一旦人民群众接受了某一出版物所传达的某种思想,其所接纳的将可能是新的思想道德理念、新的政治立场等等。而这些精神产物一旦融入读者的生活,其整个人或将由内而外发生“质”的改变。正所谓：好书鼓舞人、造就良好社会风气；坏书毒害人、影响正常社会秩序。所以,不仅要继续保障出版自由这一民主权利,而且还要对整个出版业进行科学合理地引导和规范,推动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繁荣。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并逐渐发展成熟,政府通过切实转变职能、落实法律法规和加强市场监管等措施引导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整个行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然而,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当前中国的出版体制还处于初级发展转型期；引领公民出版自由并规范其出版行为的《出版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出炉；现有出版业的体制和管理规范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多盗版、多滞销、多跟风等弊端最为普遍。若想进一步稳步推进出版业的科学发展至繁荣昌盛,必须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上述难题。本文沿着这样的逻辑思路,通过理清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版行业发展的历史沿革,探讨了出版行业中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试图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包括四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指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通过对文章涉及概念和理论内容进行分析,并罗列中国的出版行业中政府治理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总结出了当前中国出版业的政府治理特点；第二章主要从资源配置、出版单位、政府治理和公众需求四个方面阐述了政府在出版业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属性、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出版业法制建设滞后和治理缺乏有效监督是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第三章尝试在遵循系统性原则、效益兼顾原则、科学化原则和公平性原则的前提下,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政府职能归位和构建新型政府治理模式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