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族是中国云南省八个“直接过渡民族”之一。本文用云南德宏州瑞丽市帮养村景颇族的实地案例，通过考察现代社会带给景颇社区的剧烈变迁，展现景颇族民间权威——山官和董萨——如何失去文化生产者的地位和功能，从而使景颇社区成为失神社区的过程和后果。 本文认为1950年以来的景颇社区经历过两次变迁：第一次是民主改革，它带来的农村集体生活与景颇族传统社区生活有相似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它使景颇族的社区文化和组织形式被彻底颠覆。在新的资源分配体系和竞争机制下，景颇族被从其传统文化母体中剥离出来，因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沦为弱势。由于丧失了传统的文化精英和社会权威并因此失去了民族文化自觉、认同和凝聚力，景颇社区成为一盘散沙。 在开放的社会里，失去了自身文化资源又没有获得经济资本的景颇社区成员只能以个体的血肉之躯在市场上打拼。结果，他们虽然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但从长远看，没有文化支撑的经济成功不仅不能久长，而且往往会演成包括公共卫生问题在内的社会悲剧。帮养寨的景颇居民参与经济冒险之后，频繁涉身高危行为，以消耗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现代化。毒品和艾滋病问题随之而来并越演越烈。长此以往，景颇族将不再能作为一个文化群体而存在。 本文通过对景颇族在过去五十年经历的两次社会变迁并当前的民族健康危机的追溯和展示，说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社区组织是少数民族群体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群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社区一旦失神，即失去民族文化和社区组织，人们的精神就会涣散，组织就会失序，行为就会失控，就会百病从生。 本文的结论是：基于地方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体系和仪式生活能赋予社区群体生命力，并使其在社会危机中产生自我保护和主动调适的能力。 正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困境，正视他们对社区组织和精神文化重建的需求，不仅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且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