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1691年,西方学者第一次将《论语》节译成英语。迄今300多年来,国内外先后有30多个全译本问世,选译本更是屡见不鲜。译者有传教士、汉学家、文学家,也有哲学家和翻译家,可谓群贤毕至。对《论语》的英译进行历时描述和对比分析,有助于理清这部儒家经典在国外的传播历史,把握英美两国汉学研究的发展变化,也可以总结出中西两大文明接触、碰撞、交流、融合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条件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以及在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条件下,译者主体的客观选择对译本的影响。另外,近年来中国典籍的对外译介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关于谁来译介中国作品这一问题,中外学者亦存争议,系统研究《论语》英译的历史和各种译本,对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论语》英译而言,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5个方面:1)译本研究。2)译者研究。3)儒家术语英译研究。4)编辑出版研究。5)《论语》的传播研究。译本研究和译者研究是上述5个方面中的重中之重。《论语》英译的历史则尚未得到系统的归纳整理,从历时角度纵向对比研究《论语》的英译,同样鲜有人涉猎。本文从翻译的转喻性视角历时地对比研究《论语》的英译。罗曼·雅柯布森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模式。1999年,美国比较文学教授玛丽亚·提莫志克创造性地将这一区分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开始强调翻译的转喻过程。提莫志克认为,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隐喻的过程、选择和替换的过程,不管这种替换体现在什么层面;翻译长期遭到忽视的转喻性应该得到重视。然而,自从她以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为切入点探讨翻译的转喻性以来,国内外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本文尝试通过对《论语》英译过程的具体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对翻译转喻性的认识。本研究首先对《论语》的英译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描述,追溯了中西译者英译《论语》的漫长历程,尽可能全面地描述了各个《论语》全译本的译者背景、译本特色以及出版后的影响,总结了中西译者各自的特点。《论语》英译的历史充分证明,面对《论语》中体现的儒家思想,西方译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傲慢与偏见到渐生尊崇之意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中国译者责无旁贷,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西方译者的一些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对中国译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描述《论语》英译历史的基础上,本研究从翻译转喻性的视角出发,对《论语》英译中涉及的5个方面进行了历时的对比分析。一、总结了《论语》英译历史上学者型与文学型的两种翻译传统,分析了各自具有的特点。我们认为,两种翻译传统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共同推动了《论语》在国外的传播,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二、以《论语》20章篇目和套语“子曰”的翻译为切入点,考察了中西译者对《论语》文本形式异质性的取舍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曾经提出,不管主导诗学如何变化,如果某部文学作品确立经典地位的时间超过500年,那么“重写”时可免于主导诗学的侵扰。《论语》英译的历史证明,诗学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不容低估,此论有失偏颇。三、中国传统中以不同名字作为称呼,面对这一文化差异,不同译者各有取舍,本研究历史地对比了中西译者的具体选择,探讨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四、通过对安乐哲与罗思文译本以及白牧之、白妙子夫妇译本的简单分析,总结了译者解读《论语》过程中异乎寻常的翻译动机对译本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了翻译的转喻性特点。五、以《论语》中7个关键术语的翻译为例,考察了不同译者在翻译儒家术语时解读的不同侧重,并总结出了翻译此类术语时的两条指导原则:易解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上述5方面的历时对比表明,翻译只能是一个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过程,《论语》这样的经典作品的翻译也不能例外。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取舍受到意识形式、赞助人、主导诗学等外在因素以及译者主体性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同的历史条件会产生不同的译本,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条件也未必导致相同的翻译策略。正是通过这些风采各异的译本,英语世界的读者才得以领略到《论语》的微言大义,《论语》的生命和永恒魅力也得到延续和传承。本研究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描述了《论语》英译的漫长历史过程,通过对《论语》英译中涉及的5方面问题的纵向对比分析,在典籍翻译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进一步深化了对翻译转喻性这一相对受人忽视的层面的认识,对具体的翻译实践,尤其是典籍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