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推动。在中国，颁布政策是政府刺激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各部委、省市级政府均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然而，根据Cantner和Pyka的观点，决策者在出台政策之前需要对技术路线、商业应用的可行性有一定的判断，同时产业中的行动者需要具备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Cantner and Pyka,2001）。也就是说，政策决策者一方面需要掌握分散在产业行动者手中的决策信息，另一方面需要激发产业行动者启动技术研发及市场应用的探索。　　由于新兴产业存在技术、市场、组织等方面的不确定性（Christensen,1997；Murtha，Lenway，and Hart,2001），同时与传统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面对丰富的决策信息的情境相比，新兴产业的发展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因此，在新兴产业的政策决策过程中，政策决策者遇到的困难更多，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也会更高。在中国，政策决策者往往在决策过程中主导或参与众多的政企互动，与各级政府、行业中的行动者共同推进政策的决策。现有的研究虽然关注了政策决策过程，但主要是从公共管理与管理学两个学科领域展开，强调了互动的重要性，却并没有将二者相结合进行深入讨论。同时，关于政企互动和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也主要是站在企业的角度为企业谋求更多的竞争优势或讨论如何降低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忽视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发起的一些政企互动以及政府如何管理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　　基于此，本论文采用了深度访谈，跨时间的纵贯案例研究和新闻事件数据的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三个宏观创新政策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创新政策（科技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决策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第二，公共管理领域所讨论的政府之间的互动以及管理学领域所关注的互动在宏观创新政策决策过程中都有频繁出现，这些政企互动的模式与规律是什么？发挥了什么作用？第三，在新兴产业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政府如何通过政企互动来管理不确定性从而获取制定政策的信心呢？并得到了如下的研究结论：　　第一，新兴产业宏观创新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多个渐进性子决策过程，而子决策决策过程中又存在众多微观政策工具。这些微观政策工具形成于政企互动中，并在政企互动中得以实施，直接促进了地方政府、企业与研究机构进行研发和产业化行动。　　第二，在新兴产业宏观创新政策决策过程的政企互动中，存在五种互动方式，分别是游说、考察、视察、会议与合作。互动主导者因其职位或面临的决策事项的不同，在所主导的政企互动的互动方式上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中央、地方）因其行政职位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政企互动方式。研究机构与企业随着决策事项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互动方式。　　第三，在新兴产业宏观创新政策决策过程中，互动规律随着产业不同阶段的政策决策事项的变化而变化。最为活跃的互动主体的动机来自于现行制度推力和市场拉力。那些主要的制度创业家，并不是拥有绝对资源和权力的中央政府，也不是能力欠佳的普通研究员或地方基层，而是那些压力大，担心被边缘化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地方高层，通过采取联合或导入资源和媒体的传播等策略在宏观创新政策决策中发挥作用。　　第四，在新兴产业宏观创新政策决策过程中，政策决策者通过政企互动获取了与新兴产业发展有关的客观与主观的即时信息，降低了因信息缺乏所形成的不确定性，通过政企互动协调了参与者的行动方向，激发了参与者的承诺，降低了因资源依赖产生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政府政策决策的信心。并且，政策承诺与行动承诺同时存在且互为前提，二者建立在信息获取和行动协调基础之上。　　理论上，首先，本研究详细地描述了新兴产业宏观创新政策决策过程，总结出其渐进式的特点，并且“微观政策工具”的发现揭示了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策略。其次，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所总结出的五种互动方式扩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在互动规则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新兴产业宏观政策决策过程中政企互动规律的演进模型，并且从现象出发得出的结论丰富了制度创业家理论。最后，本研究所得出的不确定性管理机制弥补了政府在政策决策时进行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策决策者如何制定新兴产业宏观创新政策，根据哪些规则和规律选择互动对象，以及如何对所感知的不确定性进行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意见，为更好地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据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