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期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不仅从微观上改变了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也从宏观上改变了社会生产模式和产业结构。进入21世纪,随着芯片、处理器等硬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渐渐渗透到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塑造着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基本形态。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的影响也日趋体现。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生产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供需结构上的极化现象:即在劳动力市场上某一特定群体的需求提高,同时伴随着另外群体需求的下降。而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科技助力产业升级,智能化、自动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另一方面保持就业面的稳定,是新时代巩固全面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六稳六保”的首要任务。所以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探讨人工智能对就业极化的影响的相关问题,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分析,本文首先总结了既有文献,对人工智能技术和就业的极化现象的研究历程和结论进行初步梳理,分析了发达国家自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进步产生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原因,总结中外文献作者针对信息科技影响的就业极化的机制,并发现当前有关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当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影响,厘清有人工智能参与的生产过程中的定位,指出智能化生产价值来源依旧为人类劳动,智能机器本身属于不变资本的范畴而不创造价值;进一步参考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特征和原理方法,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就业结构的机制在于一方面通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会取代一部分复杂劳动,并总结分析就业结构极化的三个效应:就业抑制效应、就业促进效应、就业迁移效应。另一方面通过统计数据初步分析中国近20年的就业结构变化,从多个侧面证明当前的就业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现象;第三,通过数理模型分析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就业极化的影响机理,得出随着技术的替代率的提高,就业极化程度会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进而提出计量需要研究基本问题,即当前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现状是否促进了就业的极化现象。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衡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不同的劳动力的学历水平构建就业极化的程度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2011-2019年的统计数据通过计量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前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极化的结论。通过对极化结果进行细化分析、对劳动力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发现:分行业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以信息产业软件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就业比重,同时使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还促进了水利公共设施、电力等行业就业比重的下降,这与发达国家通过工作任务分类分析的就业极化现象结果一致,分产业来看,人工智能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显著,但促进了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最后本文详细探讨和证明了人工智能通过改变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从而促进就业极化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在第三产业中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证明了人工智能对第三产业劳动结构内部极化的显著影响。分析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根据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布现状和劳动力发展水平合理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加大对被替代行业的工人的社会保障、和技能再培训;从人才培养入手,衡量夕阳产业劳动力需求实际衰减速度,合理减少相关行业劳动力培养,同时改进传统职业培养方式,加强传统学科与新兴的产业技术的交叉;此外还要重视维护我国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促进产业智能化升级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两方面的并行不悖,以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