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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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至今,全球范围内爆发过多次大规模金融危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致使多个国家金融安全遭受破坏,宏观经济和社会财富遭遇巨大损失。愈来愈频繁的金融危机使各国政府意识到金融风险是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威胁。由此,维护本国金融安全逐渐成为各国央行首要政策目标,如何认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也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都高度重视金融安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发生一直是我国金融管理第一要务。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重点任务,而随后几年的政府各类工作报告也多次将防范系统性风险视为金融管理工作的核心目标。然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环境变化,更要重视外部冲击带来的溢出影响。伴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和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受到他国货币政策冲击而产生波动已是不可避免。其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元又是现行牙买加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货币政策具有极强外部性,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的溢出影响也极为显著。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美国为阻止经济下行陆续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而后伴随经济复苏,又逐渐退出量化宽松并启动加息周期,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又再次采取大幅降息、无限量QE以及一系列融资支持工具来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萎靡问题。不断转向调整的美国货币政策持续通过汇率、利率和短期资本流动等多种传导机制影响着我国金融安全,给我国金融风险防范造成极大挑战。在此情形下,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溢出影响,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然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单一金融变量的关系,不仅忽视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对金融子市场异质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也少有考虑到样本区间的全面性、政策工具的多样性以及变量的动态性等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结果。由此,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和研究缺漏。本文认为,以我国系统性风险为核心贯穿始终,从整体和局部层面全面系统地探究不同类型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及不同市场金融风险造成的溢出影响,并辨析其不同传导渠道、分析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检验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关联,可以为美国货币政策溢出冲击下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提出具体政策建议,有助于完善宏观调控与金融风险监管框架,为我国严防金融危机爆发、确保金融安全提供参考依据。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等多种方法来系统地探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溢出冲击。在总体思路方面,本文主要依循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生成→传染扩散→预警→防控”的逻辑步骤展开研究。而具体内容方面,全篇按照”总—分—总”结构谋篇布局,初始总论部分包括3章,其中第1章为本文研究背景、中心立意及后续研究设计;第2章为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梳理及评述;第3章则对本研究内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以及回顾了经典理论与模型。分论部分为本文核心内容,主要包括4章,其中,第4章阐述了我国不同金融市场风险现状与特征,并据此构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及其金融子市场风险指数;第5章则从整体层面实证探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溢出影响及其溢出传导渠道;第6章从局部层面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同金融子市场风险的直接冲击效应以及对我国金融子市场风险间波动溢出的影响;第7章则进一步展开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关联研究,并着重分析不同区制状态下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异质性联动效应。结尾总论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主要是总结全文研究结论,为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相关参考依据;而后,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监管提出相关优化建议;最后,引申出本文研究展望。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了几点结论:(1)我国金融子市场内均存在不同程度脆弱性和内生性金融风险,而在测算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后,本文发现发现,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尤其是进入2015年后,风险指数基本处于相对高位状态且较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因此,应密切关注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增长、传染和扩散,避免酿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2)在整体层面就美国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显著溢出影响,且不同货币政策作用方向不同。其次,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短期会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长期则有下降趋势。第三,美国宽松性货币政策总体上会推动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第四,不同时点上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响应程度不同。而在相关溢出渠道的实证中,本文发现:第一,美国紧缩性政策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冲击溢出程度最大,其次是通过利率渠道。而在汇率渠道方面,美国加息政策通过汇率渠道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向具有不确定。第二,美国实施宽松政策对我国资本流动形成的溢出冲击最大,且该政策也会通过资本流入快速提升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见资本流动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此外,美国增持国债会较大幅度增加我国利差并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造成较大冲击,但其方向并不固定,因此,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影响具有波动性。(3)通过在局部层面对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我国不同金融子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第一,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美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影响程度更深。第二,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只会加重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等三个市场金融风险,而宽松性货币政策则会对我国6个主要金融市场风险均形成正向冲击。接着,本文继续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下我国六个金融市场间时变风险波动溢出情况,通过分析发现,第一,六个金融市场风险两两之间存在明显波动溢出效应和较强相关性。第二,研究区间内,金融机构和经济市场两个子市场风险在多数时间均有明显的波动外溢效应,是金融系统中的风险传染源头。第三,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呈现明显弱溢出、强溢入效应,容易成为风险溢入的主要吸收市场。第四,不同时点上市场间风险波动溢出水平有明显差异,其中,疫情时点上的风险溢出总水平最高,网络密度更大,金融子市场间风险溢出强度与共振效应最强。第五,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影响我国金融市场风险波动溢出的重要因素。第六,总体而言,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风险波动溢出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美国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均会引起我国金融风险波动溢出的不同变动。(4)最后,本文进一步对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关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处于中风险状态,其次是低风险状态,而高风险状态时间则相对较短,但总体来看,风险状况仍不容乐观。第二,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同状态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第三,当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高风险状态时,无论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均会致使我国金融风险大幅增加。第四,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不同状态下的金融风险有明显不对称性,高风险状态下会刺激金融风险升高,而中低风险状态下则会减弱金融风险。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获得了如下政策启示:(1)建立金融风险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健全完善我国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体制;(2)警惕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动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措施防控冲击和压力;(3)稳步推进多角度溢出渠道改革,构建外国货币政策溢出冲击缓冲带;(4)进一步深化金融分部门发展,加强金融部门内部风险管控和防范,提高我国系统性风险有效应对能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完善了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研究框架。本文不仅重点探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系统整体以及各个子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影响效应的对比分析;还通过测算我国金融子市场间风险传染的动态特征,进一步探讨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子市场间风险溢出的影响作用。这些尝试性的探索不仅拓宽了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研究思路,也完善了美国货币政策国际间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2)丰富了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我国金融风险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本研究涵盖了美国货币政策从QE到退出QE,再到加息紧缩,最后到疫情时期无限量QE的整个过程,动态地刻画了美国不同时期政策调整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影响,使研究结论具有全面性与普适性;另一方面,本文同时选取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作为美国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更清晰地度量了美国不同政策工具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异质性作用。这些尝试是对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我国金融市场风险领域研究成果的有益补充和丰富。(3)综合运用了多种前沿的货币政策研究领域实证模型。本文在实证检验中综合运用了TVP-SV-VAR模型、TVP-SV-FAVAR模型、时变波动溢出指数模型、MS-VAR模型和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等多种模型,力求在准确刻画多个变量间作用关系的同时,全面有效地反映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这些前沿模型能使本文研究论文更具说服力和精确度,是对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在未来研究中,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提速,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影响研究也将有更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向与课题。比如,应该进一步探讨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的溢出冲击,并探究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内的受到的间接溢出影响,还应该进一步将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为代表金融监管变量以及以金融科技、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变量引入实证模型,实证检验不同防控措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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