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国民生活质量得到有明显提升,但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显现。目前,社会正处于带病运行状态,社会矛盾凸显,呈现出燃点低、沸点高、触点多,主体多元化,矛盾跨领域跨地域等特点。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9%的高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环境成本越来越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当前各种冲突和矛盾持续增多仍是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严重不足”。十八届四中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当前,在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基层政府因受考核趋动,党政主要领导对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较以往有更为重视,不断投入维稳经费和加大化解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排查化解机制难有序运行、群众维权方式日趋激烈和新领域社会矛盾带来新挑战等。本论文通过文献法、实证研究法和归纳分析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社会矛盾化解现状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将调研结果与国内外理论、实践相结合,分析当前基层政府在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化解社会矛盾的困境,并据此提出如何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和方法。论文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概念解析与理论梳理等。第二章是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现状分析,通过分析社会矛盾的类型、压力型维稳体制的生成、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举措,从运行困境、博弈困境、方法困境、结案困境、领域困境等五个方面剖析当前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存在的问题。第三章是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基层政府社会矛盾化解困境的原因审视,从内、外两方面对原因进行审视,内部原因包括考核标准、领导批示、结案条件、预警机制、基层组织等方面,外部原因主要包括政策法规、社会参与、跟风效应和外力插手等。第四章是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建议,根据上述原因分析,从体制、政策、机制、组织及环境五个层面着手,提出解决压力型维稳体制下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