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着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从微观语言结构的对比到宏观语言文化背景的探索。毋庸置疑，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有朱熹的“文道一体”说、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今有语言是文化的镜子、语言是文化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的比喻。不同的语言反映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各民族文化在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伦理道德、民族习俗、历史典故和神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语言中思维与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视角不同；二、喻体不同；三、语域不同；四、词汇缺项。这就使译者面对一种困境：如何处理源语中的文化内涵，即如何以适当的翻译方法在目的语中传达这些文化内涵？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文努迪于1995年明确了这一对概念。他指出：所谓归化就是让源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所谓异化则是保持源语文本的特色，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回顾中西方学者在翻译领域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选择归化还是异化，对于广泛涉及文化内涵的文学翻译而言，一直是个重要议题，并越来越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热点。归化与异化并不等同于意译与直译。意译与直译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关注的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考察翻译中采取的技巧是意译还是直译只需拿原文与译文作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无需考察作品产生的年代。而归化与异化则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乃至政治层面，关系着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判断一种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必须从某一时代的角度出发，并参照当时的文化背景。对这一代人来说异国味道很浓的译作对下一代人来说可能相当自然，甚至相当地道。也就是说，归化与异化是动态的概念，而意译与直译是静态的概念。归化与异化作为不同的翻译策略，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以帮助读者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而异化<WP=70>则多表现在文化层面上，其目的是给读者介绍异族文化。归化和异化都要把握分寸：过度的归化会丧失原作中大量的文化内涵；过度的异化则会降低作品的可读性，致使译文读者读译文时不能得到原文读者读原文时所得到的感受。对文学翻译而言，越是涉及文化差异的地方，越要努力保持原作的风味，不能因为担心读者没见过、看不懂，就掩饰甚至抹煞差异。要相信读者的想象力和接受力，更何况读者在接触异族作品时就多半带着追新求异的心理。归化与异化也会涉及政治。过度的归化表现出对源语的征服心理，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适当的异化则是对源语文化的坚持，是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反击。由此，我们大胆预言，在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中，适当的异化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肯定与更多的应用。事实上，在以全球化为大趋势的当今跨文化交际中，异化这一翻译策略已经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就层次与方式而言，异化可以体现在语音，词汇与文体等不同层次上，并通过音译，直译与加注等不同方式得以实现。大量实践经验证明，异化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确实丰富了译入语的民族语言与文化。归根结底，在文化传播上的异化是为了通过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达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使读者把译者所传达的异域文化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后引起视角的重新定位，并对源语文化的特殊产物加以吸收，在文化意义上完成真正的归化，以达到丰富自身语言与文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