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6日,韩国军舰“天安号”在黄海海域沉没,成为和平时期韩国海军最大一起灾难。事件不仅在朝鲜半岛内部产生了巨大回响,也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注意。然而由于中西方媒体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他们的报道方式和报道角度也迥然相异。鉴于此,本文运用传播学领域的框架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借鉴台湾学者臧国仁关于框架的高、中、低层次的划分理论和周翔及Catherine A Luther关于SARS事件的框架分析,对中美大报关于“天安舰”事件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框架理论是一种潜在的意义建构过程,表现为一种选择,强调或重组的动态过程,即通过选择部分事实,强调部分事实或重组事实各部分,架构起新闻的框架,从而影响受众对新闻的认知。本文以国内的《环球时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针对两报在报道主题框架,消息来源和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与统计。研究发现《环球时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天安舰”事件建构起不同的框架。《环球时报》主要建构的是事故框架,而《纽约时报》建构起的主要是责任框架与大国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中美两国的两报媒体形象呈现进行了研究,发现《环球时报》对于中美两国形象塑造较为中立,而《纽约时报》对中国形象定位较为负面,而对美国形象塑造较为正面。本文同时对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在市场化报道方面与《纽约时报》的差异之处,以期进一步提高报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