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代性的视野对近代以来我国农本观念的变革进行研究，有着如下的考量：其一，着重弄清现代性在国内发生以来农本观念变革的具体理路；其二，尝试展现不同时期现代性的中国面相；其三，通过对农、工、商不同时期历史关系的分析试图为当下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理论参照。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基本可以断定，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端缘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西方文化输入以及国人在寻求“制夷”、富强过程中对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思潮的被动吸收，而传统“农本商末”思维式的农本观念也恰是自鸦片战争后才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两者在晚清社会的交集决非是一种巧合，而恰是一种历史必然。因为，现代性的介入必将逐渐剥离传统社会的文化根基，同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衍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的文化属性必将出现一定的变迁抑或变异。本研究主要契合现代性在国内深入的不同阶段对鸦片战争以来农本观念的变革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对晚清，即前现代性阶段的农本观念变革进行了系统分析，弄清了这一阶段农本观念基本上是沿着“农本商末”到“重商”再到“农工商皆本”思想演变的；其次对辛亥革命以来，即现代性阶段的农本观念变革进行了梳理，这一阶段总体由“农工商皆本”观念经“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大论战，演变为新中国建立后确立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方针，最终在实践过程中因工农偏差发展形成了事实上的“重工轻农”思想；最后，对反思现代性与现代性共生阶段的“重农”主义进行了分析，这一阶段所谓的“农本”观念基本上是由“以农补工”时期的“重工轻农”思想向“以工哺农”时期的“新重农”思想演变。同时，又重新厘定了“新重农”的内涵，即“新重农”主义必须是一种“多元”的“重农主义”，核心是取缔“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坚持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本”思想，并具备时刻“自反”的能力。“新重农”不但要从传统的只重视农业生产式的“农本”模式向重视农民自身的“民本”模式转换，还要时刻对“主体自由”的过分张扬保持警觉，既要重视人又要重视物，既要重视工农的协调，又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