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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的现状及特点,深入分析基层公务员压力、情绪智力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为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政策支持。方法整群选取河南某县302名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85人,女性117人。采用公务员压力量表、情绪智力量表(EIS)、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测评基层公务员的抑郁、焦虑水平以及压力和情绪智力情况,并收集人口学资料(性别、家庭来源、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与同事关系、体育锻炼情况、月收入等),分析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1.基层公务员抑郁的检出率为65.2%,其中男性61.1%,女性71.8%;焦虑的检出率为42.1%,其中男性39.5%,女性46.2%。抑郁/焦虑的平均分远高于全国常模(t=22.251,P<0.001;t=17.108,P<0.001)。2.将抑郁评分按家庭来源比较,来自农村的基层公务员抑郁评分最高,来自县城者最低(F=4.249,P=0.015);按受教育程度比较,大专以下者抑郁评分最低,硕士以上者最高(F=3.685,P=0.026);按体育锻炼比较,经常锻炼者抑郁评分最低,很少或不锻炼者最高(F=3.586,P=0.029)。将焦虑按与同事关系比较,与同事关系好者焦虑评分最低,与同事关系差者评分最高(F=3.033,P=0.050),按体育锻炼比较,经常锻炼者焦虑评分最低,很少或不进行体育锻炼者最高(F=4.599,P=0.011)。按收入比较,月收入为3500元/月以上者的抑郁和焦虑评分最低,低于2500元/月者最高(F=10.013,P<0.001;F=6.497,P=0.002)。3.男性和已婚的公务员压力大于女性和未婚者(t=3.443,P=0.001;t=-2.266,P=0.024),学历为大专/本科的公务员压力评分高于大专以下者(P=0.003),与同事关系较好者的公务员压力评分低于关系一般者(P=0.003),经常进行锻炼者的公务员压力评分低于其他两组(P=0.039,0.001),月收入≥3500元/月者压力评分高于月收入<2500元/月者(P=0.001)。4.抑郁组的基层公务员压力总分以及管理与发展、工作负荷、工作关系、健康与责任、生活关系评分高于无抑郁组(t=3.639,P<0.001;t=2.429,P=0.016;t=2.646,P=0.009;t=3.166,P=0.002;t=3.966,P<0.001;t=4.003,P<0.001),抑郁组的情绪智力各因子评分低于无抑郁组(t=-4.591,-6.176,-6.935,-5.562;P<0.001)。焦虑组的基层公务员压力总分及其各因子均高于无焦虑组(t=7.094,6.244,5.452,5.880,5.291,5.532,4.971;P<0.001),焦虑组的情绪智力四个因子评分均低于无焦虑组(t=-4.038,-3.752,-4.266,-3.835;P<0.001)。5.抑郁与公务员压力中除经济压力外所有因子呈正相关(r=0.133~0.244,P<0.05)与情绪智力四个因子显负相关(r=-0.323~-0.280,P<0.05)。焦虑与公务员压力中的所有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r=0.310~0.446,P<0.05),与情绪智力四个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r=-0.286~-0.268,P<0.05)。公务员压力中的工作关系、健康与责任、生活关系因子分别于情绪智力中的不同因子显著相关(r=-0.237~-0.120,P<0.05)。6.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他人情绪管理为出现抑郁状态的保护因素(OR=0.432和0.803),是独生子女、月收入<2500元/月、健康与责任为出现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OR=2.626、3.659和1.051)。男性、他人情绪管理为出现焦虑状态的保护因素(OR=0.509和0.857),月收入<2500元/月、管理与发展、健康与责任为出现焦虑状态的危险因素(OR=5.688、1.046和1.039)。结论1.基层公务员的抑郁/焦虑情况比较严重;男性、已婚、大专以下文化程度、同事关系差及无体育锻炼者抑郁/焦虑情绪明显、压力大。2.情绪智力在压力与抑郁/焦虑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情绪智力(他人情绪管理)、男性是抑郁/焦虑的保护因素;独生子女、收入低、压力(健康与责任、管理与发展)是抑郁/焦虑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