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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拖延行为的特点,与抑郁程度、焦虑程度、述情功能、强迫障碍的关系；探讨抑郁患者的拖延行为与执行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 方法：样本选取抑郁症组60例与正常对照组126例，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执行功能自评行为问卷-成人版（BRIEF-A）、一般拖延行为问卷（GPS）、多伦多述情障碍问卷（TAS-20）、SCL-90量表中分离出的强迫因子（SCL-1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及事件相关电位（P300）对抑郁组进行评定;采用执行功能自评行为问卷-成人版（BRIEF-A）、一般拖延行为问卷（GPS）、多伦多述情障碍问卷（TAS-20）、SCL-90量表中分离出的强迫因子（SCL-1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正常对照组进行评定。分析拖延行为与述情功能、强迫、焦虑、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及与执行功能的相互关系。 结果：1.拖延抑郁组的拖延总分及执行功能总分（GEC）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2.抑郁症组的拖延分、GEC、述情障碍分及强迫因子分均高于正常组，并存在显著差异（P＜0.01）；3.抑郁组拖延发生率（73％）显著高于无拖延的发生率（27%）（P＜0.01）；4.拖延抑郁组与无拖延抑郁组的GEC、P300、述情障碍、强迫障碍、抑郁及焦虑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启动因子分存在显著性差异〔（55.34±10.48） vs.（48.05±9.80）；P＜0.01〕。拖延抑郁组与拖延正常组的拖延行为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拖延抑郁组的GEC及9个因子分、强迫分及述情障碍分均高于拖延正常组，并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拖延正常组与无拖延正常组的GEC、强迫分存在显著性差异〔（45.66±7.90）vs.（40.74±6.55）、（23.61±6.79）vs.（20.31±7.6）；均 P＜0.05〕，而述情功能障碍无显著性差异(P＞0.05)；5.拖延分在抑郁症组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不同程度焦虑情绪、有无述情障碍及有无强迫的比较均显示无显著性差异(P＞0.05)；启动分在抑郁组的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均存在显著性差异〔（50.97±10.41）vs.（51.90±10.38） vs.（58.81±10.53）、（48.30±10.98）vs.（53.30±11.04）vs.（59.91±7.46）；P＜0.05〕。正常组的拖延分无、可能有、有述情障碍的比较及可能有、有强迫的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50.41±8.42）vs.（53.24±7.70）vs.（56.21±6.92）、（50.02±6.99）vs.（54.09±8.52）；P＜0.05〕；6.抑郁组拖延行为与执行功能障碍呈正相关（r﹦0.308，P＜0.05），与抑郁程度、焦虑程度、述情障碍、强迫障碍无相关性；7.抑郁组拖延行为与元认知障碍呈正相关（r﹦0.333，P＜0.05），而与行为管理障碍无相关性；8.正常组拖延行为与执行功能障碍、述情障碍、强迫障碍均呈正相关（r﹦0.460、0.256、0.320；均 P＜0.05）；与行为管理障碍及元认知障碍均呈正相关（r﹦0.283，0.514,；均P＜0.05）；9.用执行功能的分因子为预测量作拖延行为的回归分析，发现任务启动障碍对拖延最具预测力(β抑郁=0.363、β正常=0.404，均P＜0.05）；10.抑郁组强迫障碍、抑郁程度及拖延行为对抑郁症的执行功能障碍均具有显著预测力（β=0.412，0.375,0.266；均P＜0.05）。 结论：1.拖延行为可能是抑郁症的特征性功能障碍之一，可能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2.拖延行为与执行功能障碍互为影响，任务启动障碍为拖延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抑郁症患者的启动障碍更为严重，启动障碍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即抑郁程度越重，启动越困难，拖延行为越为严重，揭示了抑郁症患者拖延行为可能存在的路径：抑郁情绪-启动障碍-拖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