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规模持续扩大,资源过度开发与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走低碳绿色发展的道路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推进低碳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途径。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大量的补贴会增加财政压力。伴随着政府补贴逐渐取消,可再生能源仅依靠政府不足以支撑其发展,让市场在可再生能源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当前和未来的重要方向。碳交易作为一种新型市场化的节能机制,不仅可以达到节约能源控制污染的目的,还可促进低碳节能技术的推广,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我国也在积极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11年首次宣布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7个碳交易试点。企业申请核证自愿减排项目获得自愿减排量,可在碳交易市场中出售多余的碳配额从而获取收益。然而,现有研究对碳排放权交易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厘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我国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为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在政策选择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为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本文做了以下安排:首先,从微观层面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具体地,第4章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检验碳交易实施前后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的影响,并检验其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第5章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角度出发,探讨引入碳交易机制对发电成本的影响。其次,从宏观层面量化模拟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具体地,第6章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反事实模拟了单区域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在第6章基础上,第7章进一步构建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比较分析单个省份实施碳交易和跨区域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影响的差异性,为碳交易试点之间的衔接和即将实施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广度扩展。以往研究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均是选择某一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全面、系统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涵盖内容较为全面。第二,研究深度扩展。以往研究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区域层面,本文深入到企业层面进行研究。第三,在技术层面,本文在区域CGE模型基础上,细分电力部门,引入碳交易模块,量化模拟分析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于:第一,DID模型证明了碳交易市场实施的有效性。一方面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企业层面,碳交易试点的实施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科研水平,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调整资源配置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另外,环境规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成U型趋势,意味着随着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对可再生能源的促进作用越加明显。第二,基于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分析发现,年上网量对发电成本的影响程度最大,且与发电成本之间呈负向相关关系;初始投资、折现率和运维成本与发电成本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通过估算,风电成本依旧大于燃煤标杆电价,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引入碳交易市场机制,有效降低了发电成本,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第三,以湖北省为例模拟结果显示,碳交易对GDP造成负面影响,且随着碳减排压力的加剧,GDP损失越来越大。经济虽有损失,但在调整能源结构方面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实施碳交易提高了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直接影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的部门产出。火电行业使用大量化石燃料,导致成本增加,产出下降;水电行业成本虽有上升,但产出较火电行业并无大幅度降低。行业产出和成本的变动幅度取决于碳价,而碳价取决于地区碳配额和分配方式。因此,合理制定区域碳上限和行业碳分配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四,分省与跨区域碳交易模拟结果显示,实施碳交易抑制了化石能源消耗量,致使能源密集型行业产品成本和产出不同程度的变动。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因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例如,河北地区重工业占比较高,碳交易虽降低了对化石能源消耗量,但并未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实施跨区域碳交易,可协调三地经济和优化资金配置,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弥补个别地区因超标排放而增加的额外成本。此外,跨区域碳交易降低了对经济的冲击,即跨区域碳交易下的经济损失小于三地单独实施碳交易的经济损失。具体地,单独实施碳交易,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GDP分别下降0.0066%、0.053%和0.098%;跨区域碳交易下,京津冀GDP下降0.0015%。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碳排放权交易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完善碳配额分配制度,加强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第二,完善碳排放定价机制,降低碳交易市场风险;第三,拓展融资渠道,提高碳交易市场流动性;第四,加强区域间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第五,优化核证减排项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