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就不断发生，先是八十年代的拉美偿债危机，接着就是九十年代初的西欧货币动荡、中期的墨西哥金融动荡、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世纪之交的拉美金融动荡、俄罗斯危机、土耳其经济动荡。这些危机，其蔓延的广度和深度，史无前例。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都根据各自的见解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危机根源解释理论，其所涉及的领域遍及经济学的方方面面，甚至深入到政治和社会学领域。然而，这其中有一点却是人所共见的——不管其根源如何，表现形式怎样，汇率体制都在其中占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却又极富争议的地位。那么，汇率及汇率机制在这一系列危机和动荡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汇率理论的基础地位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对于汇率理论的研究视角是多重的、复杂的，妄想从任何一个视角而窥见汇率理论全貌都是不可能。因此，本文对于汇率理论分析视角的选择，只是基于如今个别现实问题而主观选择分析视角，其分析目的并非要为汇率理论发掘一般性的综述，而只是一种试图提供一种富于启发的经济解释角度——汇率的隔绝能力。汇率的隔绝能力又叫汇率的隔离性，是指汇率机制对经济扰动对于经济系统冲击的隔离程度，实际上是从相反角度对于汇率的冲击传导机制的一种称呼。一直以来，汇率的完全隔绝能力都是浮动汇率制度的主要论据。本文就是由此出发，分析汇率的隔绝能力与汇率的自由浮动程度的经济相关关系，进而界定汇率隔绝能力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程度。具体说来，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汇率的隔绝机制（或者说汇率的危机传导机制）是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机制？汇率的隔绝能力是否依存于汇率的自由浮动程度？ <WP=3>第二，各国可否通过科学的选择汇率制度避免外部经济扰动？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在稳定本国经济中，其重要性到底多大？换言之，制度选择，与政策协调，二者的关系如何？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理论综述与文章框架的架构虽然对于浮动汇率隔绝能力的质疑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哈勃格-劳尔森-梅茨勒效应，然而对于汇率传导机制的分析却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现代意义上的分析则是在凯恩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经过劳尔森-梅茨勒模型和孟德尔-弗莱明模型的不断修订，最终由有多恩布什的综合和发展，而形成了所谓的“汇率超调”模型（更为有意义的名字应该是孟德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而代表性代理人模型则注重从微观层面，根据微观代理人跨期最优化中引出宏观模型的行为关系，正是这种研究角度，使得汇率的隔绝能力研究转入了微观的汇率传导机制领域。基于这种理论发展现状，本文将以孟德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为框架，研究汇率的自由浮动程度与汇率隔绝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代表性代理人理论框架内，分析汇率的传导机制；另外，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将在代表性代理人的框架内，运用初步的博弈论简略分析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二部分 汇率隔绝能力的宏观分析与比较这部分主要任务是比较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是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汇率隔绝能力，进而初步分析汇率隔绝能力的主要因素。这部分是以孟德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区分小国模型和两国模型两种不同情形进行分析的。分析的结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汇率隔绝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的汇率制度之间确实存在汇率隔绝能力的差异，但是这与汇率的自由浮动程度并无任何确<WP=4>定性关系，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以下四个因素：产品市场与货币资本市场变量对于经济扰动的调整速度的不同；资本流动的利率敏感性水平；具有自我实现机制的预期因素的影响；国别经济规模差异产生的回弹效应差异。第二，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与现实选择难度。从汇率制度的长期发展来看，浮动汇率制度是一种趋势。但是，由于汇率制度及其选择对于经济扰动的长期趋势效应和短期冲击效应常常并不一致，于是，基于对汇率机制选择的成本-收益考虑，现实的汇率选择呈现多样性特点。第三部分 汇率传导机制的微观分析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部分的分析是以代表性代理人模型为基础而进行的，同样按照小国模型和两国模型两个框架进行研究。小国模型的分析表明，在完全有效市场假定下，不同的汇率制度选择决策是无关紧要的。浮动汇率制度选择趋势的必然性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引入了市场的有限效率假定后的一种结论；这种制度选择本身构成了对政府政策行为的内在制约机制，从而保证经济能够更大程度上依靠其自身的惯性沿着其长期均衡路径增长。两国模型的分析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浮动汇率的趋势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包括两个方面：不存在国际协调的情况下，它是国别竞争的非合作长期稳态均衡解；国际经济合作背景下，中间汇率制度选择成为主要的合作均衡解，这种情形下，浮动汇率制度的趋势必然性在于：中间汇率制度选择以浮动汇率为基础，同时以浮动汇率为依归，其发展的长期趋势是浮动汇率制度——这实际上也是新兴的?